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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滕传枢　蒋世祥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这三个案例都是按照现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释判决的，但却产生了以下三个应予质疑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样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非法取环（致超生人数有差别，但影响不到定性），仅因为百余元现金获得与否。却产生了“质”的差异，一个有罪，一个无罪，为什么？
2、案例一与案例三之被告虽获取现金及财物，但并未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备诈骗罪的特征，还有案例一的被告所获之财物并未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却均以诈骗定罪科刑。为什么？
3、案例一与案例三既然均以诈骗定罪，当然应依据所“骗”数额之大小量刑，然而两案数额相差300余倍，处刑却只相差不到1倍，为什么？
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破坏计划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则上述问题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破坏计划生育罪，至于量刑应根据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数的多少极其他情节）有所区别。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属受贿罪主体，不构成犯罪），应按牵连犯罪的原则（重罪吸收轻罪）处理，根本不发生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对该罪的概念、法条构成及处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释。
　　破坏计划生育罪，是指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声音工作推行的行为。
　　法条可这样设立：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推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坏计划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和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体，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应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牟利、调戏或奸污妇女等，并不影响构成本罪。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应从重处罚。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的各种行为。例如：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龄妇女非法取环，作假绝育手术或出具假绝育证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假证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导致超生超怀，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只要实施终了上述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怀的人数多少，则作为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考虑。所谓“情节严重的”指致使育龄妇女超生超怀30名以上，或者同时索取大量钱财，调戏、侮辱、伤害、奸污妇女而又未构成数罪的，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其他情况，如果是在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如索贿、受贿、流氓、诈骗、强奸、伤害、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的，属一个故意一个行为，则按牵连犯罪的原则处理；如属两个以上故意与两个以上行为的，则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如果是伤害、杀害或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是育龄夫妇为自己超声而溺婴、弃婴，或者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大面积超生的，则按照刑法有关的条款定罪，如伤害罪、杀人罪、诬陷罪、遗弃罪、渎职罪等，而不定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
　　处理破坏计划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推行计划生育主要依靠对群众进行普及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自愿地采取节育措施。因此，除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外，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育龄夫妇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采取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自己超生的目的，虽也萦系那个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性规定或地方性法规，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及其他处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对立法、司法，包括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调整，有待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法学、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升华，以趋逐步健全和完善。我们认为，现在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仅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也有人们十年认识的思想基础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人口增长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完全适应，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类共同奋斗的这样一项宏伟事业中，法律必将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与蒋世祥合撰于贵阳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三月八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以下简称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以下简称规章）程序，提高法规草案和规章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政府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是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工作，协助和配合市政府法制部门做好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等工作。
　　第四条　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创新精神，科学合理地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规范内容应当具体明确，逻辑严密，语言规范、简洁、准确，符合立法技术规范，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第六条 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所需专项经费由本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章立项
　　第七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于每年第三季度向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集下一年度的立法计划项目建议。
　　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可以从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中选择适当的项目作为立项申请。涉及规范政府共同行为方面的立项，可以由市政府法制部门提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立法建议。
　　第八条　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认为需要拟定法规草案的，应当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并向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汇报，按规定时间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报送立项申请。
　　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规章的，应当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按规定时间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报送立项申请。
　　第九条　立项申请应当对拟定法规草案或者制定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或者拟确立的主要制度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等作出说明。
　　第十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对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报送的立项申请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立法建议进行汇总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以及“立、改、废”相结合的原则，编制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
　　年度立法计划涉及拟定法规草案项目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与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沟通，征求其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立项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
　　（一）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政府工作要求的；
　　（二）大量照搬照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条文，无实质性内容的；
　　（三）不符合本市实际需要的；
　　（四）对所要规范的内容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主要问题把握不准，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的；
　　（五）相同立法项目已列入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上级政府立法计划的；
　　（六）其他不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事项。
　　第十二条 纳入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向市政府分管领导汇报，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其中涉及拟定法规草案项目的，由市政府按规定程序提报市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条　年度立法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需要增加立法项目的，有关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应当依照本规定报送立项申请，由市政府予以确定。
　　第三章起草
　　第十四条　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应当建立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并成立起草小组，落实领导责任、起草人员。
　　第十五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可以由一个部门起草或者几个部门联合起草；起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方面的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可以由市政府法制部门起草或者组织起草；起草专业性强的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可以邀请有关组织、专家参加起草，也可以委托有关组织、专家起草。
　　委托起草应当签订书面协议。
　　第十六条　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应当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借鉴其他省市成功经验和立法成果，广泛听取有关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十七条 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内容涉及重大法律问题或者专业技术问题的，起草单位应当组织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起草单位应当举行听证会：
　　（一）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
　（二）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设定较重的行政处罚，或者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内容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举行听证会的其他情形。
　　举行听证会，按照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内容涉及市政府其他部门职责的，起草单位应当征求其他部门意见，其他部门应当及时反馈意见。
对其他部门提出的不同意见，起草单位应当主动协商；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应当在报送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条　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应当由起草单位的法制机构审核，经起草单位集体讨论通过，形成送审稿及送审报告，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加盖起草单位公章；几个单位共同起草的，由共同起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第二十一条　起草单位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报送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的送审报告；
　　（二）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各5份，并附电子文本；
　　（三）有关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涉及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部门之间协商的材料；已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的，应当附有听证会、论证会笔录；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应当附有意见的汇总记录；
　　（四）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的调研报告、立法背景、相关资料等；
　　（五）其他确需的有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起草说明包括下列内容：
　　（一）拟定法规草案或者制定规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拟规范的事项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起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经过；
　　（三）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规定的主要措施及法律依据；
　　（四）各方面协商情况及对意见的采纳情况；
　　（五）拟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必要性以及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情况；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指导，可以提前参与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组织实施，按时完成起草工作并报送审查；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起草任务的，应当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
　　第四章审查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
　　（二）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协调、衔接；
　　（三）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主要问题的意见；
　　（四）规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性事业性收费以及其他行政措施是否合法且确有必要；
　　（五）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六）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七）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可以延缓审查或者退回起草单位，并说明理由：
　　（一）未列入政府年度立法计划或者未经批准增加的项目；
　　（二）立法基本条件尚不成熟或者没有立法必要的；
　　（三）主要内容脱离实际，或者不适当地强化部门权力，强调部门利益，需要作重大修改的；
　　（四）有关部门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的；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上位法不协调或者改变上位法规定，其依据不充分的；　　
　　（六）立法技术存在较大缺陷，需要作全面调整或者修改的。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会同起草单位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送审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送有关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征求意见。
　　有关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应当在接到征求意见稿后10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反馈的，应当向市政府法制部门予以说明。
　　第二十九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重大问题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组织召开由有关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对社会关注、影响面大以及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起草单位未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未举行听证会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可以举行听证会，或者将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在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淄博政府法制网站等媒体上登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三十条　有关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按照合法和适当的原则进行协调；涉及重大意见分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　
市政府法制部门按照前款规定召开协调会时，起草单位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参加。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充分研究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对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会签稿送有关部门签署意见。有关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签署盖章。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会同起草单位根据签署意见情况进行研究修改，形成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审议稿及审查说明。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审议稿的审查说明应当包括立法的必要性和依据、起草和审查经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确定的主要措施、重大争议问题协调、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等。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审议稿及说明，由市政府法制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必要时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
　　第五章审议和发布
　　第三十三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应当由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时，由市政府法制部门负责人作说明，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五条　法规草案或者规章草案审议稿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决定后，由市长签署。
　　对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原则通过但需作部分修改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审议意见及时修改，并报请市长签署。
　　第三十六条　法规草案应当以市政府议案形式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规章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施行。
　　第三十七条 规章文本应当及时在《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淄博日报》和市政府网站上全文登载。
在《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上登载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三十八条　规章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涉及国家安全等事项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除外。
　　实施机关应当在规章施行前做好宣传和实施的准备工作。
　　第六章备案、 解释、评估和清理
　　第三十九条　规章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市政府法制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分别报送国务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条　规章的解释权属于市政府。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政府进行立法解释：
　　（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规章的立法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一条　规章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政府法制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负责解释或者说明。
　　第四十二条　规章实施满两年后，负责实施规章的部门应当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情况报市政府。市政府法制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规章实施情况组织评估。
　　规章评估包括规范对象对规章的理解、接受情况，立法目标的实现情况，施行后的执法成本、社会成本以及产生的效益，施行中存在的问题等。
　　第四十三条　规章应当定期进行清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施部门应当及时向市政府提出修改、废止的建议：
　　（一）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或者不一致的；
　　（二）规章的内容被上位法替代的；
　　（三）规章调整对象已经消失或者所规范的事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实施机关发生变化的；
　　（五）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评估后，认为需要修改、废止的；
　　（六）其他应当修改、废止的情形。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　修改、废止规章和市政府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