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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优缺点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具体化为14条规定，凡是符合其中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表明我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已从19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单一破裂主义立法原则各国立法经验的较先进的发展到坚持破裂主义原则，并兼采过错主义、目的主义原则；在立法方式上，从概括主义发展为例示主义。《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业已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合理吸收世界制度体系。
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的优点
第一，这一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观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原因的科学概括。反映在离婚问题上表现为：婚姻家庭的生物学功能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存亡。如当一方患有恶疾，或性功能有障碍等情况出现，致使婚姻家庭的基础条件不能实现，常常会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是指婚姻家庭的性质及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受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婚姻家庭的内容和特点。同样，一定社会的离婚原因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分析我国离婚法定立法理由的得失，必须将其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国目前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正在变革，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呈现多元化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离婚的原因也日趋复杂，感情、经济、道德各种因素交织并存。
第二，这种离婚法定理由体系是对世界各国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经验的科学借鉴和吸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离婚法定理由立法上日益抛弃了传统的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现行《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那么，是否符合了世界潮流的立法就是科学合理的立法？“感情破裂”原则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已充分说明对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世界离婚立法这一潮流，是以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科技大发展，妇女地位、价值观念等巨大变化为特定背景的。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妇女经济独立性日益增强，“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妇女生存的唯一物质来源”，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盛行、旧的伦理道德体系日益瓦解，家庭功能日益局限在感情和性方面。这一系列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离婚立法，为西方国家离婚法改革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其次， 西方各国的离婚法定理由立法改革，依各国国情不同，立法原则、立法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研究它不仅要从宏观上分析其立法趋向，更重要的是从微观上分析其立法技术，分析各国离婚法定理由如何反映其特定的国情、离婚法定理由与离婚法其它制度的协调性，及离婚法定理由本身的操作性，从而为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他国立法经验创造条件。
第三，现行的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便于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的发挥。当今世界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列举主义，法律明文列举理由作为准予离婚的依据，不符合法定理由的离婚之诉，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一经证实即可获准离婚。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限制了个人的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从司法中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将法官变成了准予离婚的橡皮图章。国家对离婚的干预，在司法过程中无从实现。二是概括主义，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理由，而以婚姻破裂无可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为概括性离婚理由。这种立法方式由于其不能向当事人和法官提供一个清楚的离婚标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结局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三是例示主义，概括与列举相结合，既列举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的某些理由，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以弥补列举的不足。在这种立法方式下列举的离婚原因是相对的，夫妻共同生活破裂到不能维持是离婚的要件之一，纵有所例示的原因存在，法官认为婚姻宜继续时，就可驳回离婚请求。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又使离婚较列举主义更为严格，这就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和国家对离婚的干预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意见》的颁布形成了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例示主义立法方式，弥补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判决离婚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法定离婚理由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离婚法定理由体系内部存在着矛盾与不协调。
《婚姻法》第25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意见》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1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 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等规定。世界上采破裂主义原则的国家大都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只有我国把破裂实体规定为感情。这一规定混淆了婚姻关系和感情的区别。婚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而感情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法律是不应也不能调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很多离婚现象都不是感情破裂的结果。因此，将破裂的实体规定为感情是不恰当的。
第二、法定离婚理由与婚姻法有关制度相矛盾。
我国婚姻法是由不同表现形式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它包括现行《婚姻法》，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行政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首先，《意见》与《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法定条件存在矛盾。《婚姻法》第4条规定：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6 条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意见》将“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与《婚姻法》上述规定有抵触之处。一方在婚前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都是无效婚姻，《意见》却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其次，《意见》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是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对待；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为无效婚姻。
如何防止破裂主义可能导致的离婚权利滥用，赋予他方以相应的阻却离婚的权利，婚姻法没有规定。但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的磨练，确信将来会更好。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死刑复核诉讼活动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1月27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0）粤法刑一文字第35号《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复核诉讼活动遇到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对于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同意你院的意见，即第二审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提前审结案件，但在宣判之前判决或者裁定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期间，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律师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后，可以阅卷。
二、对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同意你院的意见，即第二审人民法院收案后，经审理在法定期限内提前结案，并已宣判，判决或者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委托的律师由于种种原因（如路途远）未能在宣判前阅卷的，人民法院对律师提出的阅卷要求，不予准许。当然，法院应当在结案前通知律师到庭阅卷，律师也可以根据他不能在宣判前阅卷的情况，向法院申请延期宣判，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法定结案的时间内予以考虑。
三、对你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可否参加诉讼活动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

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复核诉讼活动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1990〕粤法刑一文字第3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审理第二审案件过程中，遇到以下三个问题，特请示如下：
一、第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但并未提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第二审人民法院收案后经审理已在法定期限内提前结案。在宣判前，被告人或其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又决定请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受被告人委托后，到第二审法院查阅该案的材料。第二审人民法院是否应予以准许？有的案件准许了，并告诉他要抓紧看材料和写出辩护词送来，以便配合严打斗争，从快处理，而律师却很有意见，说时间不够或不尊重他，有的律师甚至迟迟不将辩护词送来。我们认为，在当前“从重从快”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过程中，第二审人民法院虽在法定期限内提前审结案件，但在宣判之前判决或裁定还未发生法律效力。在这期间，被告人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律师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后，有权阅卷。故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让律师查阅所承办的案件材料，了解案情。这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与“从重从快”方针并不矛盾，但律师应当抓紧阅卷和尽快提交辩护词给法院，以利于配合“严打”。
二、第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并在案件未作出裁判前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第二审人民法院收案后，经审理在法定期限内提前结案，并对被告人作了宣判，判决或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但被告人所委托的律师由于种种原因（如路途远）未能在宣判之前来阅卷，在判决或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后仍提出要阅卷。第二审人民法院是否应予以准许？我们认为，律师要求阅卷时，判决或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表明第二审诉讼活动已经结束。故告诉他第二审诉讼活动已结束，不能准许其要求。
三、同一案件中有几个被告人，其中有一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徒刑。第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在法定上诉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第一审法院依照死刑复核程序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在死刑复核期间，几名被告人均请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其委托后，分别来法院要求阅卷，法院是否予以准许？我们认为，对于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律师要求阅卷予以准许。因为在死刑复核期间，对于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来说，该判决仍未发生法律效力，他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但对于被判处徒刑的被告人来说，由于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对其所作出的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能准许其委托律师在该案处于死刑复核期间担任其辩护人。因而也就不许其律师阅卷。
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予以复示。
1990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