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模式之转型
秦 永(经济政法学院九九级B班107号)
指导教师：张 云 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为契机，讨论了理想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我国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在诉讼实践中的困境，指出理想的民诉模式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追求的新型诉讼模式。本文结合《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从当事人权利自主和法官职权规范化两个角度，分析了《规定》体现的正是理想诉讼模式的精神要求，它的出台施行预示着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正向理想的新型民诉模式转变。
关键词：民事诉讼理论 诉讼模式 证据规则 转型
引 言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任何公正的司法裁判都离不开充分的证据的支持。它是认定争议事实，分配争议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的关键。而与证据相关的一些诉讼规则的确定，实质上就成为了主导诉讼推进模式的核心游戏规则。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施行，正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核心游戏规则的变革之举，它的施行必将使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发生极大的改变，并建立起一套以司法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追求，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民诉模式。同时，这种转变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对当事人诉讼心理、法官角色转变、法院配套改革及公众认可接纳度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冲击；而对于引导这一变革的方式的合法性，似亦值得商榷。
一、 理想民事诉讼模式构建与证据规则
民事诉讼活动解决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的争议（即当事人之间私权的争议）是发起民事诉讼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民事诉讼活动可以看作是民事主体私权的延伸，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民事诉讼仅看作是维护当事人“私益”的手段，当民事争议进入诉讼阶段后，必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所争议的实体权利无法达成共识，且依彼此间桌面下的沟通与协调已不能排除这种分歧，化解矛盾，故方求之于国家公权力。争议突破当事人之间私力协调的解决机制后，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成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消弥口，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行为的目的便不仅是为了通过查明事实而确认彼此间的权利主张以息讼止争，同时还负有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稳定的法律关系重归秩序状态，并通过这一途径最大化的避免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直观的结果引导人们自觉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化，进而避免可能的损失，在社会上营造出公正与秩序的运行状态。这也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民事司法的公益性”。1
法官作为当事人之外的一个负有特殊社会使命的第三人，就必须通过一套诉讼运行模式来认清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并以司法文件——具有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案——的形式使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对权利的主张或是对义务的驳斥，还是法官认定争议事实，明确责任负担并作出裁判，离了充分的证据材料的佐证，任何一方的公正诉求都不会得到实现。正如引言中所说，证据制度就是诉讼运行模式中的核心“游戏规则”。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的证据制度的构建。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并不是那种不可捉摸、难以实现的凭空臆想，而是符号民事诉讼自身特点，兼备公平正义与简便迅捷（效率）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诉讼模式构建。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延伸，从一个个具体的民诉个案来看，诉讼结果的最终承受者只能是当事人，作为“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理所应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所应受的尊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处分理应得到充分的保障；但从民事诉讼的公益性看，一个具体个案的裁判，其结果又不仅只及于当事人，而是产生了司法的外部效应：它影响到了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坚持，对司法权威的态度，甚至是民事行为中对当规避行为的预期等。但公益性的实现又有赖于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私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故，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就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的新型诉讼模式。因此如何构建有利于具体个案当事人“私益”得到公正合理分配的证据规则，也就成为了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内容了。
在证据规则的构建中，又以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时限的规定、质证如何进行及法官审核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如何确定、证据与法官裁判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为重。其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及其分配原则、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标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官在诉讼中的不同角色扮演，也是产生诉讼模式之间差异的一个根源。关于它们在我国民诉模式转型中的意义，后文将另行论述。
二、法官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
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严格来说，应当从1982年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开始，在该法第56条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这一规定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明确了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我们姑且不论关于当事人举证的性质），在另一方面又确立了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性角色——法官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成为其法定的职责。民事诉讼活动在这里就演变为一种法官的纯职权行为，而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当然主体的当事人，其主体地位反而成为诉讼中的次要因素：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的尊重，也一概随之而成为次要之物。法官则取而代之成为诉讼中的主体。同时，在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一种没有限制和监督的司法自由必然会演变为法官裁判行为的恣意和专横。由此也就建立起了法官超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是有着其深刻的理论背景的。我国现行的民诉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下形成的。2原苏联民诉理论又是基于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融入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观念后的质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一改造主要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法院作为裁判者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根本转变：完全抽除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是一种约束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其内涵包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获得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3从这些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的辩论原则中体现出的是民事诉讼的私益性这一根本特质，尽管我们在前面也说过，民事诉讼还有其公益性的一面，但它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私益诉讼的公正裁判的基础上。因此，作为裁判者，就不应以积极主动的角色出现，更不能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争议之中，而是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及事实的主张，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贯彻到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起到了约束法官行为的随意性的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公正制衡机制。
改造后形成的苏联民事诉讼制度中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规定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却渗透着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体现了立法的国家本位主义。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4如此，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法官自己，而不是当事人，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而不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证据。其规定的处分原则自然也就无从体现。我国的民诉理论与立法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同样也存在着想类似的弊端（见前文所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91年】第64条第二款）。
此外，这种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即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的问题。
我国与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立法上力图体现出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成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事诉讼制度，而这一“新型”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客观真实”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追求的仅仅是“形式的真实”，他们的诉讼理论否认了法院在诉讼中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可能性，法院作出的判决往往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只具有“形式真实”。5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查明的真实权利和相互关系，查明一切对解决纠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而不论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提出这些事实。例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法院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些规定都在事实上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原则。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客观真实原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它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原则6运用到具有极强操作性、即时性的司法实践当中，亦有矫枉过正之嫌，由此也导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行为的膨胀，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其职责使命使然。
因而，基于这些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立法者预期的积极回应，反而形成了一系列有悖民事诉讼性质的弊端：
1、 角色错位，法官专断的诉讼过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曾论及，“私益性”是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民事诉讼的发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私益纠纷，法官主持诉讼过程的直接目的在于平息争议，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丧失法律确定性的利益关系归于秩序的平衡状态，诉讼的终局也是以当事人对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为标志。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发起诉讼的原告应有权提出权利主张，并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对之行使变更或撤回的权利；当事人是发生争议的利益关系的直接参与人，他们对争议发生的真实情况更有发言权，而作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应该有权对各自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明材料，并且有义务去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作为平等者间的争议，还应该允许当事人就争议的是与非进行对质、展开辩论，这不但是私权自治的要求，同时对于法官从中辨明是非，求得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我们传统的民诉模式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严重失衡的逆转和角色错位。
由于追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全面的把握，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角的容忍限度，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在诉讼启动之刻起就成为了国家强力干预的对象，为得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客观的了解，追求绝对公正的裁判，法官可以在任何一个认为是对了解事实真相有必要的时刻去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不会对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证明的。故，作为一个“中立于”当事人，与他们所争利益不相干的法官努力取得的证据，才是最为客观、公正的，再加上立法中对辩论、处分原则的实质性排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反而由“当然的主角”沦为法官的配角，其举证或辩论对诉讼的推进便不再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法官也当仁不让地，甚至是“专断”地履行其公正的神圣使命。
2、 先入为主的裁判思维，走过场的法庭审理
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从国家干预者的立场出发，本着发现案件事实客观的原初面貌的职责要求，必然导致了前文所述的法官对当事人举证及言辞的怀疑，转而求之于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争议事实的证据材料。在当事人提供之证据于法官调查所得证据之间证明效力的对比上，调查所得证据在一般情形下必然具有了优于当事人提供之证据的效力。居于这种信赖和法官对自己“公正”、“中立”的自信，法官往往在庭审开始之前便已通过对调查所得证据材料地分析而得出了对整个案件事实的一个初步判断，甚至作出了解决争议的初步裁判方案，即法官在庭审之前已先入为主的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一个“预断”。基于这种预断，法官还会对这一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需开庭审理进行解决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这时，即便案件开庭审理，它也会成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验证自己预断成果的过程，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对于法官来说仅是对自己预断进行补充完善的过程，对他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不会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在有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当事人举证、陈述所表明事实与法官在庭审前形成的对案件事实的基本判断产生差异或是大相径庭之时，庭审甚至会演变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较量，在这种情形下，整个诉讼的性质便彻底偏离了当事人私益纠纷的框架，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法官审判权之间的直接对抗，由于法官在庭审中的优势地位，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言屡屡被打断、喝止，甚至是因其发言而遭训斥的情景在我们的法庭之上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在这样一幕走过场的庭审中，不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遭到了粗暴地践踏，他们（甚至是其代理人）的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与当前民事诉讼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也是相背离的。7
3、 低效率的司法
在诉讼活动的价值序列中，公正自是其中不言之意，司法的效率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价值诉求。迟来的正义等于不正义。裁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显然并不仅止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所言，为“讨得一个说法”，在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分配，是原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诉讼过程的拉长造成的是有争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确定状态的延续，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于是当这个争议获得司法的解决之时，当事人所得利益对于他为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时候获得的“说法”又怎么能令当事人产生“正义的幸福感”呢？
再有，“司法投入的成本来自国家税收（尽管也要收取诉讼费用，但毕竟不是司法资源的一部分），而税收来自社会。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负有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不得不适当地进行诉讼的义务。”8法官反复地将精力投入到对案件事实到全面、客观调查中，其实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当事人举证上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9也导致一次开庭往往无法查明争议事实，法官又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调查核实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如此往复，造成了民事诉讼中大量案件超过审限仍不能结案（据统计：1998年1-10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其中有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超审限及管辖等问题的有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10。）。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民事纠纷的发生也逐年大幅上升，这更要求法院必须有一套迅速而有效的运行模式来使这些案件得到及时而公正地解决。显然，在传统民诉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愈发成为阻碍司法公正实现的大问题。
正是传统民诉模式在理论实践上与理想诉讼模式和现实的诸多不协与矛盾，成为我们探求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的的最大动力，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11。但《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这些探索在理论和立法上的升华，其中的相关规定已基本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向理想诉讼模式转变的图景。
三、《规定》的出台与民事诉讼模式转型
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是引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规则的构建，在这一规定中体现出了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皈依的崭新诉讼模式的一些特征。下面，本文将结合其中的有关规定对之作进一步论述。
（一）、当事人权利自主
当事人权利自主不仅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庭上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和法律上的有效保障，同时还意味着当事人也应为其实体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以便法官能迅捷、准确地查明争议事实，公正及时地作出裁判。即诉讼不再仅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要求作为争议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当事人也积极主动地履行其权益主张人的角色要求，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诉讼活动的主角。《规定》中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点便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当事人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另外，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当事人举证时效制度也作了规定，同时还具体解释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新的证据”的具体内涵。
1、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
在分析当事人举证责任时，我们有必要对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作必要的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是把举证和举证责任作为一对同义词来使用，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在某些情形下似乎用举证（或举证责任）比用举证责任（或举证）更恰当一些，但又说不出具体的缘由。比如某甲在向法院起诉时会认为：我有权提出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法官则会对某甲说，你有责任就你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当事人和法官却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他们作出这样的表述，肯定不会是毫无原因的。那么，当事人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人们把当事人举证视为一种责任，这样看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首先，从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当事人举证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的确信和支持，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必然。即当事人举证从根本上说应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既然法律确认了适格的主体可以就某项有争议的权利或义务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否认当事人也有向法庭提供用于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材料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当事人自然有权依法行使或选择放弃，它本质上不是当事人的义务。
关于修订农业行政许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38号
《关于修订农业行政许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业经2004年6月25日农业部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部长：杜 青 林
二00四年七月一日
关于修订农业行政许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农业部对涉及行政许可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修订，现予公布。凡本次未予公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无效。
一、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1年2月26日农业部令第48号）
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中的“30日”修改为“20日”。
二、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1995年2月25日农业部令第5号，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第六条后增加一条,“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自受理检疫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检疫和专家评审所需时间除外。”
三、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999年4月27日农业部令第20号，2002年7月27日农业部令第18号修订）
1. 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目修改为：“农药研制者在我国进行田间试验，应当经其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申请，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
第三目修改为：“境外及港、澳、台农药研制者的田间试验申请，申请资料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审查。”
第四目修改为：“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应当自农药研制者交齐资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组织完成田间试验资料审查。”
2. 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目修改为：“……其申请登记资料应当经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临时登记申请，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对申请资料进行综合评价，……”
第三目修改为：“境外及港、澳、台农药生产者向农业部提出农药临时登记申请的，申请资料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审查。”
第五目修改为：“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应当自农药生产者交齐资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组织完成临时登记评审。”
3. 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目修改为：“经过示范试验、试销可以作为正式商品流通的农药，其生产者须向农业部提出原药和制剂正式登记申请，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经国务院农业、化工、卫生、环境保护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审查并签署意见后，……”
第五目修改为：“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应当自农药生产者交齐资料之日起一年内组织完成正式登记评审。”
4. 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获得首次登记的、含新化合物的农药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予以保护。”
5. 第九条第二款作为第三款，修改为：“申请登记的农药产品质量和首家登记产品无明显差异的，在首家取得正式登记之日起6年内，经首家登记厂家同意，农药生产者可使用其原药资料和部分制剂资料；在首家取得正式登记6年后，农药生产者可免交原药资料和部分制剂资料。”
6. 删除第九条第三款。
7. 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农药分装登记的申请，应当经农药生产者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
8. 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应当自农药生产者交齐资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组织完成分装登记评审。”
9. 第十条后增加一条，“经评审合格的农药登记申请，农业部应当在评审结束后10日内决定是否颁发农药临时登记证或农药正式登记证。”
10. 删除第十九条中“申请农药登记须交纳登记费”的规定。
11.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通过重点媒介发布的农药广告和境外及港、澳、台地区农药产品的广告，由农业部负责审查。其他广告，由广告主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广告审查具体工作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承担。”
四、全国食用菌菌种暂行管理办法（1996年5月28日农业部发布）
第十二条后增加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菌种生产、经销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核发《菌种生产许可证》或《菌种经销许可证》的决定。”
五、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6月23日农业部令第32号）
1. 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农业部负责办理肥料登记受理手续，并审查登记申请资料是否齐全。”
第二款修改为：“境内生产者申请肥料临时登记，其申请登记资料应经其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申请。”
2. 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农业部根据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的综合评审意见，在评审结束后2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肥料临时登记证或正式登记证的决定。”
六、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2003年7月8日农业部令第30号）
1.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提交对外提供种质资源说明，向农业部提出申请。”
2. 删除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3.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内作出审批决定。……”
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2002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8号）
1. 第十六条修改为：“农业部每年组织两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审。第一次受理申请的截止日期为每年3月31日，第二次受理申请的截止日期为每年的9月30日。申请被受理的，应当交由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进行安全评价。农业部自收到安全评价结果后20日内作出批复。”
2. 删除第二十六条中申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交纳审查费”的规定。
八、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2002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9号）
1. 第三条修改为：“农业部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的安全管理工作。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的安全评价工作。”
2. 第六条修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引进安全等级Ⅲ、Ⅳ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实验研究的和所有安全等级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中间试验的，引进单位应当向农业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3. 第七条修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的，引进单位应当向农业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4. 第九条修改为：“境外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利用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的或者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份的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拟用于生产应用的，应当向农业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5. 第十二条修改为：“境外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用作加工原料的，应当向农业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6. 第十六条后增加一条，“向中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直接用作消费品的，依照向中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用作加工原料的审批程序办理。”
九、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02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10号）
第十二条修改为：“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认可工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十、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2002年9月6日农业部令第21号）
1.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申请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经由采集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农业部办理采集许可证。”
2. 第十五条后增加一条，“申请采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还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进行科学考察、资源调查，需要从野外获取野生植物标本的，或者进行野生植物人工培育、驯化，需要从野外获取种源的，应当提供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审批文件、项目任务书（合同书）及执行方案（均为复印件）。
（二）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需要从野外获取标本或实验材料的，应当提供项目审批文件、项目任务书（合同书）及执行方案（均为复印件）。
（三）因国事活动需要，需要提供并从野外获取野生植物活体的，应当出具国务院外事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四）因调控野生植物种群数量、结构，经科学论证需要采集的，应当出具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省部级以上科研机构的论证报告或说明。”
3. 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负责签署审核意见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签署审核意见。同意采集的，报送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款修改为：“负责核发采集许可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下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来的审核材料之日起20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者。”
4.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合并，并修改为：“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填写《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二级野生植物申请表》，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机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5.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并经申请者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农业部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审批表》。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来的审核材料之日起20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6. 第二十一条后增加一条，“申请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或者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申请表。
（二）申请单位的法人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进出口合同（协议）复印件。
（四）出口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应当提供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核发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许可证》复印件；野生植物来源为收购的，还应当提供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出售、收购审批件及购销合同（均为复印件）。
（五）出口含有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成分产品的，应当提供由产品生产单位所在地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产品成分及规格的说明，以及省级以上专业科研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成分检验报告。
（六）以贸易为目的的，还应当提供国务院外经贸部门或授权机构核发的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7.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符合《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并经农业部批准进行野外考察的外国人，应当在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路线、植物种类进行考察。”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1999年6月16日农业部令第13号）
第十二条后增加一条，“农业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转让申请。农业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予以答复。”
十二、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2003年7月4日农业部令第29号）
1．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备案，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管理部门制定。”
2．删除第八条。
3．第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应当配备相应的交通、通讯等服务设备和技术人员，为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提供优质服务，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4．第十二条修改为：“从事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机主可向当地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申领《联合收割机跨区收获作业证》（以下简称《作业证》）。对符合条件的，农机管理部门免费发放《作业证》，并逐级向农业部登记备案。”
5．第十四条修改为：“《作业证》由农业部统一制作，全国范围内使用，当年有效。严禁涂改、转借、伪造和倒卖《作业证》。”
6．第十五条修改为：“ 严禁没有明确作业地点的联合收割机盲目流动，扰乱跨区作业秩序。”
7．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不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技术人员，没有兑现服务承诺，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收费少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退还服务费，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有关收费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配合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8．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外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在我国境内成立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从事跨区作业中介服务活动，应到省级农机管理部门备案。”
十三、农机成人教育暂行规定（1993年8月21日农业部发布，根据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删除第九条。
十四、全国农村机械维修点管理办法（1984年11月15日农牧渔业部发布，根据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1．第二条修改为：“开办农村机械维修点的，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农村机械维修点分为一、二、三级综合维修点和专项维修点。各等级维修点的开业技术条件按照有关行业标准执行。”
2．第五条修改为：“申领《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机）管理部门提出，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机维修经营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相应的维修设施和场地使用证明；
（三）主要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清单；
（四）主要从业人员的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证书。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机）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后20日内作出是否发放《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决定。决定不予发放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五、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1999年4月30日农业部令第10号）
1．第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机）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的安全监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机）主管部门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具体办理联合收割机登记、驾驶证和安全监理业务。”
2．第八条修改为：“联合收割机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机）主管部门所属的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规定并经技术检验合格的，自申请受理之日起5日内，由农机监理机构核发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
（一）农业机械登记表；
（二）农业机械来历凭证；
（三）农业机械产品合格证；
（四）农业机械所有人（单位）身份证明。”
3．第十七条修改为：“初次申请或申请增驾学习联合收割机驾驶技术的人员，应当填写《驾驶员登记表》，提交体检合格证明并交验身份证；申请增驾的，还需交验驾驶证。经理论科目考试合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3日内核发驾驶技能准考证明，20日后约考技术科目”。
4．第二十条修改为：“初次学习驾驶联合收割机的人员，经全部科目考试合格后，5日内核发正式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经规定科目考试合格后，5日内核发新驾驶证，收回原驾驶证”。
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鉴定工作条例（试行）（1982年8月31日农牧渔业部发布，根据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1.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鉴定工作条例（试行）》更名为《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第一条“特制定本条例”改为“制定本办法”。
2．第二条修改为：“农机鉴定，是指通过科学试验测定和生产考核，综合评定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价值，为农业选择适用机具、推广农机化先进技术提供依据。”
3．第九条、第十二条中的“农业机械推广许可证”改为“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
4．第十七条修改为：“通过农机鉴定的产品，可以纳入国家促进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的财政补助、优惠信贷、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的范围。”
十七、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8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32号）
1．第六条修改为：“禁止保种群杂交。因育种需要杂交的，应当报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2．第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种畜禽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种畜禽进出口规划和计划，并符合种畜禽进出口品种名录的规定。”
3．第八条修改为：“进出口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进出口种畜(禽)审批表；
（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三）出口国官方或官方委托机构出具的种畜禽系谱证明；
（四）申请进口种畜禽数量符合实际生产能力的说明材料；
（五）国内申请进口单位与进出口代理商签订的《种畜禽代理进口合同》以及进口商与出口商签订的《种畜禽买卖合同》,自理进出口单位只需提供《种畜禽买卖合同》。
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在20日内审查完毕。审查符合要求的，应当报送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申请材料后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认为需要进行技术审定或测定的，应当委托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进行技术审定或测定。”
4．删除第二十二条。
十八、《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1998年11月5日农业部令第4号）
1．第十六条修改为：“申请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种畜禽场基本条件说明；
（三）品种来源证明。”
2．第十七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签署审查意见，并将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农业部审批。”
3．第十八条修改为：“农业部自收到申请材料后10日内组织专家评审，并在收到专家评审意见后1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十九、兽药批准文号管理规定（1998年3月10日农业部农牧发[1998]4号）
第七条修改为：“申请兽药批准文号，应当提交连续三个批次的样品和下列资料：
（一）兽药批准文号申请表；
（二）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三）所提交样品的自检报告一式三份；
（四）标签和说明书样本一式三份。
申请的兽药涉及技术转让的，还应当提交转让协议复印件。
兽药批准文号核发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组织样品检验，并自收到检验结果报告后15日内作出是否核发批准文号的决定。”
二十、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2002年10月31日农业部令第22号）
第十三条修改为：“兽药说明书必须按照兽药批准权限，经农业部或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使用。内容变更时须按原申报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二十一、兽医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试行办法（1980年11月25日农业部发布）
第五条十三修改为：“（一）、（二）类菌种应严格控制供应范围，使用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
二十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02年5月24日农业部令第14号）
1．第十六条修改为：“跨省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货主应当填写《异地引种检疫审批表》，到输入地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输入地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根据输出地动物疫病发生情况在三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引种的决定。
输入地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同意引种的，货主应当持同意引种决定向输出地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输出地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在收到报检申请后十五日内组织检疫，检疫合格的，应当签发检疫合格证明。到达输入地后，货主凭检疫合格证明向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验。”
2．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照本办法进行检疫、消毒，按照国务院物价和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收取检疫费。”
二十三、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8月17日农业部令第38号）
1．第六条修改为：“农业部在受理申请后5日内，将产品样品交指定的饲料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产品质量复核检验。”
2．第十一条修改为：“农业部在收到质量复核检验报告后15日内，决定是否发放进口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属于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情况的，应当在5日内将饲喂试验、安全性评价试验结果提交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审定，并根据评审结果在10日内决定是否发放进口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
3．第十七条修改为：“生产国（地区）已停止生产、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或连续两次以上监督抽查检验不合格的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由农业部注销其产品登记证并予公告。”
3．删除第二十条。
二十四、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1999年12月9日农业部令第24号，2003年4月7日农业部令第26号修订）
1．第十一条修改为：“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后10日内，组织对申请企业进行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包括书面审查和实地考察。”
2．第十二条修改为：“专家评审合格的，由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填写《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综合审核表》，在10日内与企业申请材料一并上报农业部。”
3．第十三条修改为：“农业部自收到省级饲料管理部门报送的申报材料后10日内，将申请提交农业部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会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在10日内决定是否发放生产许可证。”
4．第十八条修改为：“对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实行备案制度。企业应当在每年3月底前，填写备案表，报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备案审查中，发现企业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存在严重安全卫生隐患和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农业部。
农业部不定期对备案情况进行督查。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年6月底前将备案材料汇总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农业部。”
5．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饲料管理部门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由农业部注销其生产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已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的；
（二）连续两年没有上报备案材料，经督促拒不改正的；
（三）生产企业停产一年（含一年）以上的；
（四）生产企业迁址未通知主管部门的。”
生产企业破产或被兼并的，由农业部注销其生产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二十五、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1999年12月9日农业部令第23号）
第五条第一款“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后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发批准文号的决定。”修改为“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后20日内作出是否核发批准文号的决定。”
二十六、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2000年8月17日农业部令第37号）
1．删除第五条。
2．第六条修改为：“农业部自受理申请后5日内，将产品样品和相关资料送交指定的机构进行产品质量复核检验、饲喂试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申请人应当予以协助。
饲喂试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过程中因试验品应用造成的不良后果，由申请人承担责任。”
3.第七条修改为：“产品质量复核检验不合格，申请人有异议的，可向农业部申请复检一次。”
4．第八条修改为：“产品质量复核检验合格、饲喂试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完成后，农业部在5日内将有关资料提交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在10日内作出是否发放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决定。决定发放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由农业部予以公告。”
5．第十三条修改为：“新饲料添加剂在试产前，生产者应当按照农业部有关核发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规定，办理生产许可证和试生产产品批准文号。”
6．第十四条修改为：“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在试产期内被证实存在安全性、有效性问题，或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由农业部注销其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并予公告。
新饲料添加剂在试产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的，生产者应当在试产期满前六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饲料管理部门申请产品批准文号。”
7．删除第十一条。
二十七、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2002年8月23日农业部发布）
1、第十条修改为：“申请海洋捕捞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制造海洋捕捞渔船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海洋捕捞渔船淘汰后申请制造渔船的，除提供第（一）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渔业船舶报废证明》和《渔业船舶报废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因海损事故造成捕捞渔船灭失后申请制造海洋捕捞渔船的，除提供第（一）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灭失证明和有关证书注销证明原件。
申请制造到他国管辖海域作业渔船的，除提供第（一）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制造专业远洋渔船的，除提供第（一）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远洋渔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购置海洋捕捞渔船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3.被购置渔船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
申请购置专业远洋渔船的，除提供第（二）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远洋渔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申请购置到他国管辖海域作业的渔船的，除提供第（二）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跨省购置国内捕捞渔船的，除提供第（二）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卖出方所在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转移船网工具指标的证明原件。
（三）更新改造海洋捕捞渔船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3.渔业船船检验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
申请更新改造专业远洋渔船的，除提供第（三）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远洋渔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申请更新改造到他国管辖海域作业渔船的，除提供第（三）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增加渔船主机功率，增加部分的船网工具指标，除提供第（三）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渔业船舶报废证明》和《渔业船舶报废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四）进口海洋捕捞渔船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3.进口理由；
4.《旧渔业船舶进口技术评定书》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进口专业远洋渔船的，除提供第（四）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远洋渔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申请进口到他国管辖海域作业渔船的，除提供第（四）项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供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补发《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3.所在地县级以上主管机构提供的丢失证明。”
2、第十一条修改为：“下列海洋捕捞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向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申请人的全部申请材料报农业部审批：
（一）专业远洋渔船；
（二）海洋大型拖网、围网渔船；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买卖渔船；
（四）因特殊需要，超过国家下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船网工具指标的渔船；
（五）其他依法应由农业部审批的渔船。
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船网工具指标的决定。
中央直属单位申请第一款规定的海洋捕捞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的，直接向农业部提出。农业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船网工具指标的决定。
3、第十二条修改为：“除第十一条规定情况外，其他海洋捕捞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向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船网工具指标的决定。”
4、第十四条修改为：“申请人凭《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办理渔船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或进口手续和申请渔船船名、办理船舶检验、登记、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有效期不超过18个月。”
5、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的权限审批发放渔业捕捞许可证，应当明确核定许可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及规格、捕捞品种等。已实行捕捞限额管理的品种或水域要明确核定捕捞限额的数量。”
6、删除第十九条。
7.第二十条修改为：“下列作业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向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农业部审批：
（1）到公海作业的；
（2）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渔区、南沙海域、黄岩岛海域作业的；
（3）海洋大型拖网、围网渔船；
（4）跨海区界线作业的；
（5）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
（6）因养殖或者其他特殊需要，捕捞农业部颁布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者禁捕的怀卵亲体的；
（7）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在农业部颁布的禁渔区、禁渔期从事捕捞作业的。
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发放捕捞许可证的决定。
中央直属单位申请第一款规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的，直接向农业部提出。农业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发放捕捞许可证的决定。”
8. 删除第二十一条。
9、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出具证明，报作业水域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10、第二十三条修改为：“除本规定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况外，其他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农业部备案。
11、删除第二十六条。
12、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1）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复印件；
（3）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渔具和捕捞方法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说明资料；
申请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除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资料外，还需提供：
（1）首次申请和除作业方式变更外重新申请的，提供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原件；
（2）重新申请和换发捕捞许可证的，提供原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
（3）海洋大型、中型渔船再次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提供渔捞日志。
申请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除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资料外，还需提供：
（1）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批准文件；
（2）除专业远洋渔船外，提供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
（3）首次申请的，提供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申请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除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资料外，还需提供：
（1）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或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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