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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以“法言法语”表示法律专业用语的精确而简洁，但如果使用法言法语时对具体语境设置不当，或言语交流者各自设置的语境不重合，精准的法言法语却可能构成一个不精准的论述体系，进而可能导致法律结论的失准。例如，在进行法律效力判断时经常使用的“没有法律效力”的语句，通常情形中的言者与听者对此并无歧义，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如效力判断者的语境设置不当，这种效力判断的表述很可能发生歧义或失去精准。

以月球土地买卖的效力判断为例。针对一个销售月球土地的交易，有许多论者介入其中阐释各自对该交易是否有法律效力的判断。虽然这些论述的言语者所使用的法律关键词并不多，诸如土地、所有权、合法、非法、国际公约、国家主权、投机倒把、欺诈等，并且这些个法言法语也属于常识性术语，但由于参与论述的言语者各自设置的语境不同，其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有论者认为，月球土地的卖者对月球土地并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这一论断为绝大多数论者所认同。这里却有个关键语义需要澄清，即所谓“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之中的“合法”是所“合”何“法”，究竟是中国的物权“法”、外国的物权“法”，还是其他有关月球土地所有权的“法”。显然，这个“法”不能是中国的物权法，因为月球土地并不在中国物权法的适用范围之内。按照民法教科书灌输给人们的概念，月球土地应当属于不动产。其实，认为月球土地是不动产也是不确切的，所谓“不动产”之中的“产”，乃是指可归属特定主体的财产，而按照国际公约所集中反映的地球人理念，月球是人类共同遗产。姑且将月球土地视为不动产，按照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可月球之上并无法律，更无规范月球土地所有权的月球物权法。地球上的涉月法律如《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以下简称《外层空间公约》）属于国际公法，旨在约束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占领或者依其他方式将包括月球在内的外层星体据为己有。有人据此推论，既然任何国家不得对月球主张主权，那么任何人也就不能对月球土地主张所有权。这一基于地球人中心论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一是《外层空间公约》的主体不包括公司或个人，不能约束私法主体的行为；二是该公约没有规定私法上所有权制度，不能作为月球土地所有权合法抑或不合法之判断依据的“法”；三是如果以《外层空间公约》阻止地球人销售月球土地，可又有地球人贩卖太阳系外行星的土地，地球上的法律又能如何，地球人中心论总得有个效力边界吧。可见，认定对月球土地“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不是于法无据，而是于据无法。

人们之所以会对“无法”之月球土地产生“所有权合法与否”的效力判断，就在于“所有权”一词的词语刺激，使论者们以主观上的财产法理念构筑了语境，不自觉地在物权法范畴中形成分析并得出结论。当人们尤其是公权力机关认定某人对月球土地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时，实际上就对月球土地施加了物权法上的意义。对一个特定的标的物来说，如果其上没有一个合法的所有权，也就不必或不能认定其上有一个非法的“所有权”。在当前民法语境中，月球土地既不可以是“合法”之物，也不可以是“非法”之物，而只能是“无法”之物。所以，地球上的人们在今天既不能有权处分月球土地，也不能无权处分月球土地。如果有人提出月球土地所有权确认的诉求，公权力机关做出妥善处理的应有态度是：这不属于现实法律范畴的事项，对此不需做出效力判定。

或有人言，如果对月球土地主张所有权的行为不被认定为违法，那“谁主张谁有权”的人岂不成了月球土地的所有人，这可是占了大便宜。其实，持此论者误以为主张月球土地所有权者可以构成先占进而独占月球土地，实际上是以本地物权法所塑造的法观念构成的情景想像，是论述者主观语境自我设置的结果。在法律的话语体系中，不存在脱离具体法律的所有权，当人们言及所有权时，一定是指一个具体法律体系与机制中的物权存在。只是由于言语者彼此之间的选择默契，对作为所有权依据的具体法律彼此省略而成语境因素，而不需在言语交流时特别明示提起。由于迄今并不存在确定月球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所谓“月球土地所有权”，只是有“所有权”这个词语外壳，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概念实质。因此所谓的“拥有月球土地所有权”，完全是一句没有法律意义的语言，只能构成文学意义上的 “权利声称”，而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权利主张”。如果愿意，人人得而声称对月球土地拥有所有权；如果有足够的幽默感和抗嘲力，也可声称对金星、火星等行星土地拥有所有权；如果不嫌表达疲倦，当然还可声称对织女星、牛郎星等拥有所有权。具有现实效力的法律只需对此类声称一笑置之，而不必认真地利用法律机制对此进行规制。

要正确理解效力判断中的言语意义，需要明晰阐释过程中省略的上下文或前后语。如果言语者之间对相互省略的上下文或前后语能够心领神会也就罢了，否则就应放弃这种省略。再以买卖月球土地的交易为例，如果在效力判断中考虑到法益问题，其效力判断结果可能更为精准。在具体案件中，保护法益的法与受法保护的法益都须是具体的、特指的。就买卖月球土地而言，受法保护的月球土地所有权利益是不存在的。试想，禁止月球土地买卖所欲保护的法益何在？如果该法益是全人类利益相关的月球土地秩序，就会产生一个多少令人尴尬的结论：维护月球土地秩序法益的执法权与司法权属于公权力，而公权力的根本来源是国家主权；以公权力禁止销售月球土地，等于将国家主权效力及于月球之上，这反倒是违反《外层空间公约》。这种推理似乎有些荒诞，但如果析案语境不是局限于本地法之范畴，而是真正扩展于多个法律交织的论域，那么必然会得出这种结论。在此，针对月球土地买卖交易的国外法实践的态度可作参照。所谓“月球土地所有权”在美国、英国都有销售，但这些交易行为地国家的执法机关或法院并不出面禁止，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主张对月球土地拥有所有权并不违反国际法，如果用公权力来制止这种所有权主张，则构成违反国际法。

或有人言，制止公开销售月球土地所维护的法益是市场秩序。这一观点缺乏深入的分析。其一，销售所谓月球土地并未侵害任何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其二，月球土地也不是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如果法律确认任何主体对月球土地拥有合法权益，或将月球土地列为禁止流通物，就是将一国主权的效力及于月球，这为《外层空间公约》所不许。

又有人言，既然月球土地所有权并不存在，那么“月球土地也不具有商品的特性”。这种认定亦超出法律范畴之外。其一，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物品是否属于商品，不是法律所应操心之事。其二，在当前法律语境中，任何人都不能拥有法律意义上的月球土地所有权，至多只能销售记载持有人拥有月球土地所有权的所谓“证书”。中国法律语境中的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所谓“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不能是法律意义上的证书，不过是记载“月球土地所有权”的名为“证书”的印刷品。其三，被销售的“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是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在其价值上，该“证书”的设计、印刷、销售等，要付出人类一般劳动；在其使用价值上，该“证书”可以给人带来满足占有欲的愉悦，并可作为礼品或装饰物娱人娱己。可见，市场上出现的销售月球土地的行为，不过是在销售一种以调侃、荒诞的态度制作的证书形式的创意商品罢了。

亦有人言，销售月球土地是在欺诈消费者。其实，一个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欺诈，要看交易双方意思表示的过程是否有欺诈因素。判断一个交易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因素，亦应考虑当时的语境因素。如果卖者是在无法之境做表示，买者是在有法之境做理解，其间的意思表示误解不宜径行认定由欺诈所致。如果卖者声称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和我国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则可以认为构成欺诈；如果双方都认为，这种“证书”不过是刺激拥有者不时往月亮上意念所及之地多看一眼的创意商品，那就不构成欺诈。在月球土地交易活动被禁止后，尚未听到已经购买月球土地的消费者出来主张索赔，这些厚道的消费者知道自己并未把月球土地所有权与地球土地所有权一样对待。说不定月球土地销售被叫停后，他们手中的这些纸片反倒可能升值也未可知。如果工商部门实在担心销售月球土地易于欺诈消费者，这里有一个执法建议可供参考，就是要求在记载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上注明：“本所有权证书上所记载的所有权，不受中国法律及《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成员国法律的承认与保护。”

可能还有人对销售月球土地之事有不平之心，认为凭空捏造了一个月球土地所有权，然后就印制了一些号称为“证书”的纸片大赚其钱，真是太便宜卖者了。其实，对于这种记载月球土地所有权的纸片，人人得而卖之。如果有人制作的“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相互雷同，争议者不能以物权法上的理由主张权利，但却可以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理由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法律对所谓“月球土地所有权”不予保护，对其证书载体的权益还是保护的，因为这是地球人的创意，现实的法律对地球人的创意，还是应当承认和保护的。可见，将效力判断的语境由物权法范畴转而设置为知识产权法范畴，就会因语境设置适当而提高法律效力判断的精准度。

因语境设置不同而产生对效力判断的影响，并不只发生在月球土地买卖这种奇特案例中。如本文开头所述，“没有法律效力”的判断只是在基本法律为论域的场合中是精准的，如果在特别法律为论域的场合，就可能失准。例如，在票据质押时只转移占有而未做设质背书，如果认为该项设质“没有法律效力”，就是不准确的，因为该项设质在票据法上无效而在物权法上可能还是有效的，对这种情形应当表述为“没有票据法上的效力”。可见，“没有法律效力”一语不如“没有某某法上的效力”一语更准确。法律范畴的选定与层移是效力判断时语境设置的关键要素，处理好这一关键，有助于提高法律效力判断的精准度。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 ?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监察部、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关于1999年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99〕21号）精神，做好教育系统内“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执行规定的自觉性。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加强廉政勤政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是公正执法、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也是规范收费行为，加强资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事业单位必须充分认识并深刻理解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大局出发，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坚决执行中央规定，并增强执行规定的自觉性。同时要把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与规范预算外教育资金的管理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内部制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抓紧布置、落实“收支两条线”工作，要把做好这项工作当作今年的一件重要大事来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根据任务要求，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制，加强执行力度，确保各阶段性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规范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具体要求和部署，积极会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和办法。工作中要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原则上所有高校、中专和城镇中、小学校及有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校，对所收取的学、杂费等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条件尚不具备，一时还无法完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农村、边远山区、牧区，可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要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健全相关制度，使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
各教育事业单位应在今年年底前，按照中央“收支两条线”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好规范本单位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工作。
四、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执行纪律。各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和事业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收费管理的规定，所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收费单位必须到指定的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并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学校，要按规定加强银行帐户的管理，做到票款分离，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
教育收费收入属教育经费，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国家规定，将学校上缴预算外资金专户的学杂费等教育收费资金按时足额拨还各学校，任何部门不得挤占、挪用或平调，也不得用收费资金抵顶财政预算拨款。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