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颁发《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颁发《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88年8月31日，中国建行
为加强对开发企业的成本管理，提高开发企业的经济效益，我们制定了《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经财政部同意，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成本管理，降低耗费，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成本条例），结合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以经营土地开发和商品房屋建设为主的其它企业也应按照本办法管理成本。
集体所有制开发企业的成本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开发企业所辖的施工队伍，应按照《国营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管理成本。
第四条 成本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成果，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努力降低成本。
第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各级财政部门职权，由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为行使。
第二章 成本项目和开支范围
第六条 开发项目的成本项目，根据开发工程特点分为：
一、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二、前期工程费；
三、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四、公共配套设施费
五、基础设施建设费。
六、管理费；
七、利息支出。
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生产作业成本项目，按财政部制定的《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会计制度）规定执行。
第七条 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土地开发所发生的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劳动力安置费，及有关的地上、地下物拆迁补偿费等，列入成本。
拆迁旧建筑物回收的残值应当估价入帐并分别冲减有关成本。
第八条 开发项目前期工程发生的费用，包括总体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水文、地质勘察、测绘，三通一平等，列入成本。
第九条 用于出售或代建的房屋建筑，凡列入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项目的费用（包括设备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独立的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如居委会、派出所、幼托、消防、锅炉房、水塔、自行车棚、公厕等，凡列入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项目的费用（包括设备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一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费，如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污、排洪、通讯、照明、绿化、环卫设施等，列入成本。
第十二条 为组织开发项目的土地开发、房屋建设、以及产品销售所发生的管理费，列入成本。
管理费包括：
1．管理人员的工资，指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各种工资性津贴以及辅助工资。不包括由材料采购及保管费、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及营业外开支人员的工资；
2．工资附加费，指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工会费的提取范围和比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办公费；
4．宣传费；
5．交通差旅费；
6．产品销售费，指开发产品在销售前的改装、修复费，开发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广告宣传费、代销手续费、产品维护费等；
7．固定资产使用费；
8．低值易耗品摊销；
9．劳动保护费；
10．职工教育费，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的范围内掌握开支；
11．科技费，指技术转让费、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咨询费等；
12．临时设施费，指按企业实际需要搭盖的临时办公用房、车棚等实际支出其拆除后收回的残值，应冲减管理费；
13．检验实验费；
14．坏帐损失；
15．其他，指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必要的费用支出。如契约、合同公证、签证费、审查工程预决算及招投标手续费、工程质量监督费、财产保险费（不包括职工财产保险）、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
第十三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包括企业垫底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和项目周转资金贷款利息，其支出数扣除利息收入数后的净支出，列入成本。
第十四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列入成本的其它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五条 下列费用不得列入开发工程成本。
一、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大配套设施项目。包括开发项目外为居住服务的给排水、供电、供暖、供气的增容、增压，交通道路，开发项目内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如商店、银行、邮局和非营业设施如中小学、文化站、医院等；
二、已销售交付使用的开发产品，在保修期内发生的保修费；
三、应在基建基金、各种专项基金和专项经费中开支的费用；
四、超出国家规定开支标准部分的各项费用支出；
五、更改项目借款和其它专项借款的利息支出，流动资金借款的加息、罚息支出；
六、应在企业留利中开支的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七、按规定购买有价证券和应在专用基金中交纳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支出；
八、企业对各种公益事业性社会活动的集资或赞助资金；
九、与本企业开发业务无关的其它费用。
第十六条 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报废后清理的损益、固定资产盘亏盘盈的损额、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开发产品的损失报废，报经企业主管部门和经办建设银行审查、同级建设银行批准后，在营业外中列支。
第十七条 开发企业自己留用的办公用房、宿舍、自己经营用的房屋如旅馆、商店、住宅等，不得摊入用于出售的商品房屋成本之中，应做为自有财产管理，按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成本核算
第十八条 开发企业应按成本条例、本办法和财政部门有关成本核算的统一规定，确定成本核算程序和具体方法。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补充规定和企业制定的成本核算程序和具体方法，不得与成本条例、本办法和财政部门有关统一规定相抵触。
第十九条 成本核算对象应结合开发工程地点、用途、结构、装修、层高、施工队伍等因素，分别做如下处理。
一、一般的开发项目，以每一独立编制设计概（预）算，或每一独立的施工图预算所列的单项开发工程为成本核算对象；
二、同一开发地点，结构类型相同的群体开发项目，开竣工时间相近，同一施工队伍施工，可以合并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
三、对于个别规模较大、工期较长的开发项目，可以结合经济责任制的需要，按开发项目的一定区域或部位划分成本核算对象。
第二十条 企业对成本核算对象要进行日常核算，工程竣工，达到使用功能后，结算全部工程成本。
第二十一条 各成本项目的预算成本（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核算范围，计算口径必须一致。
第二十二条 开发项目的计划成本，必须以开发项目总体规划为依据。其中建安工程造价，应以经建设银行审核的工程预算、平方米造价，招标中标价等为依据。其它有关预算成本费用，应以当地政府或物价部门批准的价格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 开发项目的实际成本，必须分别成本核算对象，根据计算期内实际已完工程（或产品、作业）、实际消耗和实际价格，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核算，不得以计划成本、预算成本或估计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各项开发工程成本，凡能划清受益对象的，可直接记入该受益的核算对象；一时划不清的，可按会计制度规定先归集，然后按成本分配方法，在成本结算时分配给有关受益对象。
第二十四条 实际成本中耗用的材料和设备的价格，其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异，必须按期进行合理分配，调整开发工程成本。年度终了，应对材料设备进行清理盘点，对于发生的各种短缺和损耗，应查明原因，分清责任，经企业经理批准，以扣除直接责任人赔偿后的净损失，调整有关成本，不得任意多摊或少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各成本项目（第三项除外）中的费用，凡应由两个以上受益对象共同负担的，应在工程竣工以后，按受益对象合理确定分摊数额，一次摊入受益对象。
第二十六条 一次支付、分期摊销的费用，应按照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确定分摊数额。分摊期限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可以跨年计算），超过十二个月的，应报经主管部门批准，但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十七条 对于应由当期成本负担而尚未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可以预提。预提项目费用必须在经批准的开发项目概（预）算范围内进行。预提期短的，年终财务决算时不留余额；预提期长，其余额跨年度使用的。应在年度会计报表中说明；年度内预提项目尚未开工的其预提费用应专款专用。工程竣工，预提费用与实际发生费用的差额，要相应调整成本。
第二十八条 低值易耗品可按其价值大小，使用期限长短等具体情况，采用一次摊销法或五五摊销法摊入成本。
第二十九条 成本核算必须划清下列界限。
一、成本核算对象之间的界限：成本核算对象一般在开工之前确定。一经确定，就不得随意改变，更不能互相混淆、串户；
二、成本项目之间的界限：各成本项目，必须按照发生费用的具体内容，划分清楚，对号入座，不得串项；
三、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不得将本期成本列入下期成本，也不得将下期成本列入本期成本；
四、主体工程与公共配套设施界限：对于能够确定为独立核算对象的公共配套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分开，分别进行成本核算，并负担应分担的费用。待竣工决算后，属于可以列入开发工程成本的，同不能确定为独立核算对象并应列入开发工程成本的公共配套设施一起按规定的分配方法和比例，再次分配到开发工程成本项目中去。
第三十条 有关成本核算资料，必须正确、完整、如实反映工程开发过程中的各种耗费。有关成本核算的原始记录、凭证、帐册、预提待摊和分配资料、统计报表等，内容必须齐全、真实，记录和编制必须及时。
第四章 成本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一条 开发企业按照分级、分口管理、权责结合、责任到人的原则，建立健全与生产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 开发企业负责全面的经济核算，负责编制计划成本和降低成本措施，负责编制开发项目的概算，审查施工单位的概（预）算；负责审定内部结算价格，统一材料价格差异；负责对外签定经济合同，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核算开发项目实际成本，办理产品销售结算，负责编制和汇总年、季度成本报表。
第三十三条 开发企业的经理，对企业开发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全面责任。
第三十四条 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副经理，协助经理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正确执行成本计划，准确核算成本，对本企业的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负责。
第三十五条 总经济师协助经理管理计划、经营、预算等项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节约投资、降低成本，对其经济效果负责。
第三十六条 总工程师协助经理管理规划、设计、施工、技术革新等工作，做到技术上先进、合理、经济上节约、有实效，对各项技术组织措施的经济效果负责。
第三十七条 开发企业财务部门对成本管理的责任是：参与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估；汇总计划成本资料，制定本企业成本管理制度，监督成本开支范围，组织成本核算，考核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对成本进行预测、预控和分析，编制成本报表。制定企业所属单位的成本核算职责范围，并负责指导执行成本核算办法。
第三十八条 开发企业各职能部门，应结合本部门的职责，在经理的组织领导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参与企业成本管理，向财务部门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对本部门的成本管理负责。
一、规划部门。负责开发项目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的选优；按批准的规划设计严格控制开发项目投资规模
二、计划部门。组织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对项目提出决策性建议；编制年度开发建设计划；执行工期定额，严格控制建设周期。
三、经营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商品销售计划、确定产品价格，负责办理产品预售、组织收取购房定金，及时办理产品销售，防止产品积压，搜集并向有关部门提供市场信息。
四、工程部门。按开发项目规划征购建设用地，及时组织拆迁安置和地上、地下障碍物的处理及七通一平，减少前期工程费用；按基本建设程序和规划设计要求组织工程实施，组织招标、发包和设计交底；负责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组织工程质量的评定和竣工工程的质量验收。
五、材料部门。编制材料设备的采购供应计划，核算材料设备的价格，降低采购成本；健全保管和收发制度，加强材料、设备的管理；办理与购房单位和施工企业之间收料与供料的结算手续，及时结算购房单位应负担的材料差价，归口负责降低材料成本。
六、预算部门。参与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开发项目投资概算和审核施工图预算，合理编制招标工程的造价标底，综合大包干的包干造价；同有关部门签订经济合同并履行合同中的经济条款；编制工程计划成本。
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并实施管理费用计划（定额）；制定管理费用的节约措施并组织实施；对管理费用实行指标分管；归口负责。
第五章 监督与制裁
第三十九条 企业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下列监督。
一、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促进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成本；
二、按期汇审企业的报表，提出审核意见；
三、对一切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单独或会同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进行检查、处理。
第四十条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对企业成本管理进行检查和监督。
一、监督成本条例和本办法以及其它各项成本管理制度的执行；
二、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检查对违法行为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
四、检查与成本有关的其它事项。
第四十一条 企业在接受监督与检查时，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检查资料，不得弄虚作假或阻挠、刁难。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成条例，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应按照财务和税收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擅自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
二、随意摊提成本费用、挤占国家收入的；
三、弄虚作假、成本严重不实的；
四、任意提高销售价格，牟取高额利润的；
五、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工程大量返工或其它严重损失浪费，以致成本升高的；
六、损公肥私、挥霍国家资财、增加成本开支的。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第四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企业、企业责任人，以及企业领导人，应当按照事实和情节轻重，分别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以及财会人员，如对明知属违法的行为，不抵制、不揭发，应与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同时受到处罚。
第四十五条 对单位的处罚和对责任人员的罚款，由进行检查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或者税务部门作出决定；对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由进行检查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或者税务部门提出建议，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规定或者企业职工奖惩规定，由有关部门作出决定。
第四十六条 企业交纳的罚款，在企业留利中支付；个人交纳的罚款，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缴。
第四十七条 企业或个人如对处罚有异议，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复查申请。上一级主管机关应当在接到复查申请三十日内进行复查。复查期间，处罚决定应当执行。
第四十八条 对坚持国家政策，维护成本条例和本办法，揭发检举违法行为的人员，由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扬或适当奖励，或者报请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过去各种有关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的规定，如与本办法有抵触，以本办法为准。
第五十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银行，可以按照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并报建设银行总行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试论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幸祥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 融入方式 法律位阶 直接效力 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 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回答WTO协议采取何种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前，需先考察一下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此，学者们是从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为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寻找佐证的。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的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等已表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通常采取的是并入的方式。2对于WTO协议来说，在其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上，没有必要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相左，即我国应将WTO协议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首先，WTO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将其一一转化为国内法，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没有一个WTO成员方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其次，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国内法律作了不少修改与完善，3再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实属不必。最后，并入只是在立法层面对WTO协议国内效力的承认，即WTO协议通过并入的方式取得我国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
在确立了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要注意区分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区别。并入只是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若法院要直接适用WTO协议，则WTO协议还必须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由于WTO协议一般地不为个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因此其通常不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况且，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一国的主权事项，只要我国不赋予其直接效力，法院便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诚然，如果WTO协议不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则法院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但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能反过来推断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是因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而是因为其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不能因为WTO协议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导致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而推断出WTO协议不能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对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做出这种严格区别是必要的。因为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国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定行政措施时，要自觉地遵守WTO协议，如同其遵守国内宪法、法律一样。
此外，还必须区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条约的融入方式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以何种方式（转化或并入）将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条约项下的义务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根据该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学者认为，我国不负有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的义务，理由是无论是依据国际条约法的一般规则，还是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仅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据此，其认为我国不应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4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因为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并非条约项下的义务，它只是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否定并入这种融入方式。
二、 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讨论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是以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如果WTO协议并未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即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位阶问题的。因为只有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讨论位阶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采取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WTO协议的位阶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重大疏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WTO协议的位阶问题的探讨。通常对条约的位阶问题是通过对条约的缔结、批准程序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相类比而得出结论的。一般认为，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而国务院缔结的、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同等。5从我国加入、批准WTO协议的程序来看，WTO协议应当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从我国加入WTO的长远影响来看，WTO协议在现实意义上也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由于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因此，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
在确定了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后，必然会面临如下问题：当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律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抵触”只能发生在同等级的法律之间。6也就是说，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与在位阶上与法律同等的WTO协议不相一致时，由于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这里的“不相一致”并不属于此处所讲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只是由于行政法规等的位阶低于WTO协议，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前者才必须被修改或废除。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所承担的WTO协议项下的义务。明确这一点后，回答居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与WTO协议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才有意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8由此可以认为，在WTO协议与同其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相抵触时，WTO协议具有优先效力。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实践表明，被WTO各成员无保留地承认，即通过签署“一揽子协议”和加入WTO予以明示承认的WTO协议，具有优先于成员域内法的效力。9
三、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是指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中援引WTO协议主张其权利。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通过对欧共体就这一问题的做法的研究，或许对我国会有所启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保证既不违反WTO协议项下的义务，又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
从总体上看，欧共体是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的。这从欧共体法院在涉及GATT/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有关判例中不难发现。例如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共体法院经过对GATT1947的精神、结构和措词的考察，及对保障措施、协商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三个条款的集中讨论，以GATT1947存在“结构性弱点”为由，否认GATT1947在欧共体的直接效力。10WTO协议与GATT1947相比，有了很大的完善，尤其是建立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尽管与GATT1947相比，WTO协议有了很大变化，但WTO仍以谈判功能为特征。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2条规定，当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时，当事方可以选择达成补偿协议。因此，不能以欧共体内部法律与WTO协议不符为由主张前者无效。否则，将剥夺WTO成员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依据DSU第22条的规定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分歧的权利。同时，欧共体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也否定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欧共体基于“互惠”原则应采取同样立场。11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欧共体法院承认GATT/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例如在1989年Fediol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明确提及（refers expressly）GATT的具体条款，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在1991年Nakajima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旨在实施（intended to implement）GATT框架内的特定义务，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这两个例外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都得到了确认。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Nakajima案中形成的原则会使欧共体法院根据欧共体在WTO法下所承担的义务来审查欧共体法的合法性变得非常困难。13
欧共体法院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几乎均是涉及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履行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从而损害欧共体某一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的情况。在例外的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中，则是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行使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从而损害欧共体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14欧共体在对待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15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欧共体法院的这种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如果一概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但如果一概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又会不利于欧共体本身的利益。如何在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欧共体没有履行GATT/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若要求欧共体履行其义务（比如撤销某项法令），一方面会对整个欧共体法律体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欧共体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现实的做法是拒绝该种情况下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在欧共体没有行使GATT/WTO协议项下权利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既能维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又能促使欧共体本身积极行使其权利，维护欧共体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该种情况下，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欧共体的做法相类似，我国应一般地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与欧共体不同的是，我国不应将例外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情况规定为：法律、法规明确提及WTO协议具体条款或者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因为是否明确提及WTO 协议具体条款对国内法律、法规来讲，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况且达到何种程度算明确提及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主观性太大。至于是否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则更难以界定，况且并非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的法律、法规更有可能违反WTO协议，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欠缺合理性。笔者认为，以我国政府未履行WTO协议中的义务或未行使WTO协议中的权利为分类标准，决定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可能比较合适。即若个人以国内某项法律、法规与WTO协议不符，我国未履行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诉至法院，则法院应拒绝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即如果我国政府未行使WTO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从而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该个人援引WTO协议，要求法院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则法院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支持该个人的权利主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且由于政府的该项不作为，会使我国本来基于WTO协议应当享受到的利益未享受到或未能充分享受，从而造成我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承认WTO协议在该特殊情况下的直接效力，一则可使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二则可以避免政府殆于行使权利。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实属必要。
四、 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即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裁决（包括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主张其权利，是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的必然延伸。我国在整体上不应当承认WTO协议在我国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直接效力。在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特殊情况下，个人通过援引WTO协议使其受损利益得到弥补，且通常是因为政府不履行WTO协议项下的权利所致，一般不会引起WTO成员方间的争端，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但在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DSB已作出裁决，裁定我国的某项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违反WTO协议。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的该项裁决，主张其权利呢？这就涉及到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虽然迄今为止，DSB还未作出以我国为当事方的裁决，个人援引DSB裁决在法院起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当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从欧共体的实践来看，它一般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也即个人不能以DSB裁决为依据在法院主张其权利。如在Chemnitz一案中，欧洲初审法院回避了WTO上诉机构报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个人要援引WTO上诉机构报告，必须证明该报告对欧共体施加了无条件的、足够清楚和精确的义务。16又如在Atlanta一案当中，欧共体法院法律顾问Mischo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律意见中，指出欧共体个人不能援用WTO上诉机构报告来主张权利。他认为，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时，上诉机构的裁决并没有向其立法被发现违反WTO法的成员方施加任何立即修改其立法的义务。根据DSU第21条第3款，WTO成员有“合理期间”来执行上诉机构裁定并使其立法与WTO法相符。而且，DSU第22条给予了WTO成员在合理期间届满后仍维持适用其国内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争端当事方就合适的补偿已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个人不能依据上诉机构报告主张赔偿的权利。17
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直接效力的实践，对我国应该有所启示。DSB裁决作为适用WTO协议的产物，其是否有直接效力归根到底还在于WTO协议是否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看似与我国实施WTO协议不属同一主题，但本质上，它仍属于实施WTO协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Mischo在Atlanta一案中所指出的，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理，DSB裁决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于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由于WTO协议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通常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在例外的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况下（仅限于我国政府不行使WTO协议项下的权利，从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由于我国并未违反WTO协议，一般不会引起争端解决程序，反而不会产生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DSB裁决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欧共体所强调的“互惠”的角度出发，欧共体都应给予DSB裁决以“直接效力”的地位。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诚然，若WTO的成员方都赋予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直接效力，是有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但是，回到现实的层面，各国出于对其主权的维护，一般都不承认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被简单地扣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即使从履行WTO协议义务的角度出发，按照Mischo在其法律意见中的观点，基于DSU第21条第3款及第22条的规定，也不应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至于从所谓的“互惠”的角度出发，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WTO成员方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得出的结论应是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而非承认其直接效力。总之，否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对欧共体来讲是现实的、合理的，对我国来讲也是如此。
1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张乃根：《论WTO法与域内法的关系：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载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
2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9—13页；饶戈平：《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适用问题》，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188—191页。
3 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并非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当时WTO协议并非是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4 参见车丕照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01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关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三个问题》。
5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7页。
6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的研究》，《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第12页。
7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8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周洪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5页。
9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
10 Case 21-24/72, 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1972] ECR,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443;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601-602.
11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7-450; Axel Desmedt, “ECJ Restricts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1, pp.191-192.
12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13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14 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4页。
15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Naboth van den Broek,“Legal Persuas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urt's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4(2001), No.2, pp.411-440.
16 Case T-254/97, Eruchthandelsgesellschaft mbH Chemnitz v. Com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