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浅析危险犯之犯罪中止形态

陈平 龚华


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刑罚研究领域以来,它就一直作为刑法的一个新课题，倍受刑法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和青睐。但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在我国，危险犯作为犯罪形态一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便被贴上犯罪既遂的标签，学者们经过唇枪舌剑的争论，一致认为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刑罚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可以看出危险犯就是既遂犯的论断有失偏颇，经过研讨，学者们认为它不仅存在既遂形态，而且存在其他的犯罪形态。危险犯概念的界定、法律适用以及危险犯的刑罚理论是否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危险犯的定罪量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从正义和公正的理念出发，对危险犯进行重新审视。但本文着重对危险犯及其中止形态进行探讨。
一、危险犯概念及特征
我们要谈及危险犯，必然要涉及对危险犯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等理论问题。然而在危险犯的内涵界定上，法学家各持己见，学界大概有如下几种观点：
1.第一种对危险犯的定义——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这是我国目前学界和法界的通说。
2.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判断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是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
3.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险结果构成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
这几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对危险犯应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足以使法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的犯罪。
危险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1、行为人必须实行了一定的危害行为；2、危害行为存在着足以造成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客观危险；3、尚未对法益造成危害结果。如果已经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后果，则构成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上述特征说明危险犯是既遂状态出现在犯罪结果之前的一种犯罪，这也就决定了危险犯的中止也必定有其自身的特点。
危险犯不同于举动犯和行为犯，也不同于结果犯。首先，危险犯不同于举动犯。在举动犯中，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了一定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而在危险犯中，不仅要求行为人实行了一定的行为，而且还要求这种行为足以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危险状态。其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在行为犯中，同样是以实行一定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至于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危险，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再次，危险犯也不同于结果犯。危险犯仅以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并不要求危害结果现实地出现；而后者则以危害行为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二、危险犯中止的构成要件及其特征
要研究危险犯中止的构成要件就必须看一看刑法总则理论中的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由此可见，犯罪中止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形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将犯罪中止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二是在犯罪过程中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这两种类型的犯罪中止的特征和所处的犯罪阶段都有所不同，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时空性，即必须是在犯罪处于运动过程中而未形成任何停止状态的情况下停止的犯罪。（2）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了自认为当时本可继续实施和完成的犯罪。（3）彻底性，即行为人彻底放弃了正在进行的犯罪。
第二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即在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可能造成但尚未造成犯罪既遂之犯罪结果的情况下成立的犯罪中止。这种类型的犯罪中止除了必须具备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的三个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有效性”的特征，即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他已实施的犯罪之法定结果的发生，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这样才能成立的犯罪中止。一般情况下，自动停止的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在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因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所以不会出现自动停止的犯罪中止，而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则可以存在于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即存在于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以后法定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具体就危险犯而言,它是否存在犯罪中止呢？通说的观点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只要是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作为该类犯罪就已经既遂，因此在犯罪的形态上，危险犯理所当然地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纵观通说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它之所以将危险犯归为既遂形态，其判断的标准是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了足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的客观危险状态。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通说的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将巨石放置在铁轨上，其危害行为就实施完毕，就足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法定的危险状态就出现了。行为人在此后的行为，如因害怕法律的惩罚而将巨石搬开的行为只能是犯罪既遂以后的恢复和补救行为，不影响其行为既遂的定性。
通说的观点显然过于教条和片面，因为它缺少了法律的基本理念，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忽略了行为人在危害结果尚未出现前的自动中止行为，没有考虑到行为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表现，及其主观恶性相对减少的事实，而是武断地将此种情况与在铁轨上放巨石造成火车倾覆一样属于既遂。两相对比，对前者显然不公，不利于行为人弃恶从善，所以结合上述实例，笔者认为，危险犯也可有中止等其他形态。
通说之所以认为危险犯只要是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作为该类犯罪就已经既遂，是因为对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产生难以让人信服的解释。首先笔者认为对法定危险提法有待商榷。所谓法定即法律规定，但刑法典对此并没有对法定的危险状态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在法理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通说。如果真有一个通说，对危险犯也不会出现十分激烈的争议了。所以笔者认为，对危害行为实施后出现的危险状态应称为客观的危险状态较科学一点，而不宜提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么对“客观危险状态”应当怎样进行界定呢?
1、危险状态的客观性。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
2、危险状态出现的现实可能性。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足以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实际影响，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
3、危险状态的足量性。从量上来看，该危险足以使法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将巨石放置在铁轨上以后，此时火车尚在五百里之外，你能说客观的危险状态就出现，火车就一定会翻车吗？当然不能，因为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完成以后，还可能出现多种情况，行为人可能自动将巨石搬开，巨石也可能被铁路工作发现而将它搬开，这些情况都会使危险状态达不到一个足以使火车倾覆的量，通说怎么会武断地说，只要放上巨石客观危险就出现了呢？
4、法益受到损害的临界性。危害行为实施后，法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已迫在眉睫，没有逆转的可能，也不可能出现其他的形态。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完成以后，这时火车已距巨石只有1000米，也不可能出现使巨石搬离的其他情形，火车倾覆已成为必然，我们就可以说足以产生危害后果，客观的危险状态就出现了。
当然在具体的犯罪中，法官应根据各种综合因素和自己的心证，作出对危险状态的认定。绝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对具体问题不出具体分析就作结论，抹杀危险犯存在其他形态的可能性。
我们对危险犯有无中止等形态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危险犯的中止形态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对于危险犯的中止犯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危险犯中止形态的实质，即在危险犯行为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犯罪形态。其次明确危险犯中止犯成立应具备的条件，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时间性条件，我国刑法理论规定中止犯的时间性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这个犯罪过程，笔者认为应是指“犯罪预备行为开始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 且笔者也同意学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的观点。
（二）自动性条件，指犯罪行为人在确信能够将危险行为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决定而停止犯罪的行为或主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性的主观内容是犯罪人自愿抛弃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其客观表现为自动终止危险犯的继续进行，或者积极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
（三）有效性，指危险犯行为人彻底抛弃了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或者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有效性意味着：犯罪人主观上真正抛弃了某种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中止了危险行为，或者事实上阻止了特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三、危险犯的中止形态存在的阶段。
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也主张将危险犯既遂的标准进行重新界定，并以法律对危险犯之危险状态的不同要求为标准将危险犯划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所谓的抽象危险犯，其危险状态在法律上一般都不作具体性规定，它是立法者根据一定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即是以招致某种危险而预先设定的。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不论其是否发生了具体的危险都可以认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由此可见，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国刑法中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其危险状态在相应的刑法条款中一般都有明确的规定，审理此类案件时，审判人员除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之外，还须确定是否存在法定的具体危险状态。如果具有这种危险状态，即构成危险犯，如果不具有这种状态，则不构成该罪。
笔者对此分类不敢苟同，因为刑法总则和分则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总则是一般的法律原理和法律原则，分则是具体犯罪及其构成的理论，即二者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特殊与一般相互融合,紧密联系的关系，总则指导分则，并贯穿分则，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是在总则的指导下的具体适用。可见,没有具体犯罪构成的刑法总则,也没有脱离刑法总则而独立存在的具体犯罪构成。有的学者以此将危险犯划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并在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否的基础上来探讨危险犯的形态，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分法。
笔者认为，既然刑法总则第24条第一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那么危险犯的犯罪中止也可以发生在整个犯罪的过程
1、危险犯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这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危险犯预备行为，或者已经将预备行为实施完毕，在尚未着手犯罪的实行为之前，自动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预备行为，不再着手实行犯罪。如，在放火案中，行为人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其他引火物，但在去犯罪的现场的途中，因心生悔悟而返回，或者已到达现场，因害怕作案受到法律的追究而自动放弃犯罪，这种情况即是预备阶段的中止。
2、犯罪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指犯罪人在着手犯罪之时或者正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自动停止犯罪的实行行为，因而未完成犯罪的情况。例如，在放火案中，行为人已擦燃了火柴，在准备点燃目的物时，自动停止了点火的行为,这就是在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
关键是危害行为实施完毕，能否出现犯罪中止呢？通说将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客观危险尚未出现的这一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趋势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似乎对犯罪行为人有失公平，不利于犯罪人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也有背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因此有学者认为，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已经不适应刑法司法实践的要求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应该对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重新划分标准。并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界限，从犯罪着手至危险状态的出现之间的阶段存在犯罪未遂，从犯罪预备至危险状态的出现的阶段存在犯罪中止，而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中止有以下几种中止的观点：
（1）、有效控制说。即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看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是否脱离了行为人的有效控制；若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脱离了犯罪行为人的有效控制的范围，此时犯罪行为人已经无法掌握行为的发展趋势，无法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危险犯则既遂了。若能有效地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如在投毒案中,行为人欲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在学生食堂的菜中放毒，尔后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学生进食之前将下了毒的菜全部倒掉，行为人主动地中止了犯罪行为，有效地控制了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使危害结果不足以发生，应当认定为危险犯的犯罪中止。
（2）、失控后又复控说。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在此时间点上，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可成立危险犯的犯罪中止。如前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在铁路上放下巨石后，已走出了1里之外，这时他的危害行为已完成，客观的危险状态已经有可能出现，即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发生已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危害结果向必然发生的趋势方向发展。但当他想到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后，将会有牢狱之灾，内心十分恐惧，又返回将巨石移开，此时火车尚在数十里之外，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尚不足以对火车造成现实危害，这时也应有存在犯罪中止的可能，而不能将行为人放置巨石后的行为不加分析地认为已经既遂，否认危险犯的中止形态存在。
3、笔者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以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危险状态足以使法益受到侵害为界，将此分界作为危险犯罪既遂的标准。因此行为人已经将危险行为实行完毕，客观危险状态出现后，但客观的危险状态尚不足以对法益造成损害之前，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当然可以成立危险犯的犯罪中止。
笔者认为，在客观危险状态出现后，要成立犯罪中止，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中止行为的有效控制性。在客观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若能有效地控制危害行为的发展趁势，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可以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
（2）中止行为的可恢复性。在客观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采取中止措施排除危险状态之后，能够使犯罪对象恢复原状而没有发生任何的实际损害。如上述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放置巨石后，主动将它搬开，能够使铁路恢复到没有放置巨石以前的状态，火车根本不可能产生倾覆，那当然可以成立中止。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出发，对危险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险犯的立法意图，掌握它的构成要件，克服片面的思想，正确认识危险犯的各种形态，才有利于司法实践，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规范性文件应当规范

大悟县地方税务局 李景然


【案情】

二○○一年四月，大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在对京珠路大悟北段潜江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在京珠路施工过程中，采挖工程用土石方，并且与当地政府鉴定协议，开采工程所需砂石。稽查局根据相关税收政策的规定，认定该公司开采应税矿产品应当依法缴纳资源税。于是对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申报其应纳资源税。
潜江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认为，建筑施工单位自采自用砂石、粘土不应缴纳资源税，拒绝申报应纳资源税，也拒绝提供其开采砂石的相关资料。
县稽查局通过到当地政府调查，并走访了其他开采砂石单位和个人，了解到了该公司开采时间及数量，并取得了该公司开采砂石的相关证据资料。稽查局认为该公司开采砂石的行为应当缴纳资源税，且该公司已超过了纳税申报期，于五月八日对该公司不申报纳税的行为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罚款玖仟元，并通过县城建局定额管理站到实地勘测出工程用砂、石、土的数量，推算出该公司开采应税矿产品应纳税额。
五月十八日，稽查局又到县地矿局调查取证，县地矿局认定该公司开采的河砂属矿产资源中的天然石英砂，河卵石岩性以石灰石为主，据此核定该公司应纳资源税25万元，并通知该公司交纳，潜江市公路工程公司拒绝交纳县稽查局核定的应纳税款。由于该公司拒绝交纳税款，稽查局申报县地税局通知其开户银行扣缴了应缴税款及滞纳金，该公司不服地税局的强制执行措施，起诉到大悟县人民法院。
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其他有色金属矿原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或者暂缓征收资源税，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至今为止，湖北省人民政府并未作出在我省开征非金属矿原矿（含沙卵石）资源税的决定，更未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而省地税局文件认定沙、石、粘土按其他未列举名称的非金属矿原矿征收资源税。“被告以省地税局的文件为依据对非金属矿原矿征收资源税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强制扣缴税款措施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处罚程序违法，要求被告退还扣缴的税款。
被告认为对原告的处罚是依法行使职权，原告在工程施工中开采、收购了工程所需河砂、卵石、碎石等建筑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规定开采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因此原告应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原告仍未办理纳税申报，因此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是完全正确的。
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是否应当征收资源税原告无权诉讼，《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原告对税务机关是否该征税问题应当先缴税再复议，然后才能起诉。
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的程序合法，措施得当。但是强制执行的税款是否应当征收存在复议前置问题，应当另案审理，但是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是否应当征税又是税务行政处罚和强制执行的基础，因此，人民法院决定暂行中止该案的审理，要求原告对征税问题进行复议后再一并审理。
潜江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又申请孝感市地方税务局对该案进行复议。在复议过程中，县地税局认为该公司开采的河卵石矿质属石灰石，根据《实施细则》规定石灰石属列举名称的矿产品，应当征收资源税。《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京珠公路建设取土是否征收资源税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修、筑路所用砂、石、粘土应当按照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税。
复议机关认为，未列举名称的非金属矿原矿是否征税应当由省人民政府确定，湖北省地方税务局的《批复》中将河砂、粘土按照未列举名称的非金属矿原矿征收资源税，明显越权，因此不能作为征税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矿产资源分类细目》规定，河砂属于天然石英砂，资源税税目中只列举了石英砂，因此河砂属未列举名称的非金属矿原矿。通过相关部门认定河卵石的岩性以石灰石为主，因此复议机关认为对河卵石征收资源税法律依据充足，对粘土、河砂等其他未列举名称非金属原矿征收资源税法律依据不足。因此撤销县地税局的扣缴税款通知书，要求县地税局重新核实沙、石、土的数量后，重新核定应纳税额。
经过重新核实后，县地税局核定原告开挖河卵石应纳资源税三万元，退还了余下多征税款，原告因此也撤回向了人民法院的起诉书。
【评析】：
一、现行规范性文件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而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如果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保证，虽然，抽象行政行为不被当事人直接诉讼，但因执行抽象行政行为引发具体行政行为诉讼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从总量上看，规范性文件的总值大大超过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从行政法制工作的角度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对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起到有效的执行作用，在行政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1、越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严重。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相当广泛，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存在着严重的越权行为，既有上下级行政机关的纵向越权，也有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横向越权。由于我国现行行政法调整的范围较窄，某些管理领域往往先由国家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调整，部分规范性文件在行政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一些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会严重影响行政执法的严肃性，导致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部分娱乐业营业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1]73号）将部分娱乐业税率调整为2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纳税人经营娱乐业具体适用的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本条例规定的幅度内决定”。因此财政部的文件属于同级横向越权行为。
2、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上一级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不相符合，甚至出现抵触，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在实施中发生变形，如本案中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资源税征税问题。湖北省地税局《关于资源税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鄂地税发[1994]015号）、《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的通知》都明显越权确定了资源税税额、减免税等问题。这不仅与《暂行条例》的立法内容相违背，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税管理法》规定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外，任何机关不得作出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规定相违背。又如在《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的资源税减免权为：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减税、免税项目，而在财政部制定的《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中却规定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其他有色金属矿原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或暂缓征收资源税。这明显越权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有减免税权。
3、没有遵循必要的程序规则，有的行政机关往往根据某一领导的一个批示甚至一句话或一次大会发言，便匆匆起草一个文件，行政机关内部职能部门也是各行其是，隔行如隔山，对重要性文件没有经过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更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经过相关人员的必要讨论和磋商，不广泛听取意见，便草率发文或公布，缺乏应有的程序规则予以制约。
二、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1、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为了规范规章、法规的制定程序，国务院颁布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许多部门也制定了本部门的规章制定办法，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也应符合一定的操作规程，经历必要的程序和合理步骤，使行政机关这种抽象行政行为做到针对性强，更加科学合理。
2、落实公开、公正制度。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涉及对外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还应当听取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增加规范性文件的透明度。规范性文件形成后还应及时公布，便于贯彻，更有利于群众的参与和监督。
3、严格划分制定权限。对不属本级管理的事务不得越权制定文件，对需要部门协调的及时相互沟通，对属于上级权限的应及时请示，对本部门需要创立规章的不应以规范性文件代替，同时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加强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建立严格的会签制度，对涉及法规性内容应当有法制工作部门的意见。
4、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检查。对于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有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应经常检查所属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不合法的文件应当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内部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对本部门的文件进行清理，建立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制度。
在司法监督中，人民法院对审理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严格鉴别和判断，对于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不予采信，同时可以采用司法建议方式向规范性文件制定单位及其上级机关提出修改建议，促进行政机关及时纠正。
在贯彻规范性文件时，要经常听取下级、社会各界对执行规范性文件的意见，发现有违法或者有不合理问题应当及时修正。规范性文件修改、制定的及时性正是加强行政管理所需要的。因此行政机关应当在搞好调查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为贯彻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服务。
规范性文件是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依据，制定和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创制制度有利于我国行政法制规范化的建设，因此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纳入法制的轨道。

通信地址：湖北省大悟县地方税务局
邮政编码：43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