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标准总局批复《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试行）国家标准函
国家标准总局
国家标准总局批复《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试行）国家标准函
1983年11月23日，国家标准总局
你委员会报批的《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国家标准草案，业经批准为国家标准（试行），编号和名称为：ＧＢ3179—82《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试行）。自1983年7月1日起试行。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ＵＤＣ 05：655．535
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 ＧＢ 3179—82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1 引言
1．1 为统一学术期刊的编排格式，加强学术期刊的科学管理，促进科技情报的交流，特制订本标准。
1．2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学报、学术性期刊。中级性、科普性的技术期刊可参照执行。
1．3 本标准的规定包括必须执行的基本项目和供选用的参考项目。
1．4 本标准主要参考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的有关标准和推荐标准并根据我国的习惯制订，既考虑国际通用原则，同时也注意符合中文排印特点。
2 期刊的刊名
2．1 期刊的刊名（包括副刊名）应当尽量简短、明了，必须切合该刊所涉及的特定学科与知识领域。
2．2 使用缩写刊名时，应以直观和不引起误解为原则。
2．3 不论刊名出现在期刊的任何位置上，都应使用同一名称。
2．4 刊名应力求稳定，更改刊名或变更出版周期时，最好从一年（卷）的第一期开始，并在新刊发行的第一年内标出更改前的刊名。
2．5 刊名应按ＧＢ3259—82《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加注汉语拼音。
3 期刊的封面（包括封二）
3．1 封面上应标示刊名（包括副刊名）、卷次、期次和年分，必要时可标示编辑者。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厚度超过6毫米的期刊，应在书脊上重复标示上述项目。
3．2 期刊的封面设计形式应力求稳定，在封一上不宜刊登广告。刊名应置于封面的显要位置上，并用一般读者容易辨认的字体标示。
3．3 附有索引的期刊应在封面上标明。
3．4 封面（包括封二）不编入期刊的连续页码。
4 期刊的目次页
4．1 每期期刊应印有目次表，目次表以载于封二后的第一页为宜，并尽可能单独占一页，在一页中刊登未完时，可续于次页。
4．2 目次表应反映本期期刊的全部内容，对每篇文章的标示项目及其次序是：完整篇名（包括副篇名）、全部作者，起始页码或起止页码。
4．3 目次页中文章的排列次序最好与期刊中文章的排列次序一致，也可按主题分组排列。固定专栏（如文摘、来信、简讯、消息等）可以单独集中排列，并放在主要文章之后。
4．4 期刊中刊登两种或两种以上文种的文章时，目次表对各文章的标示可分别使用相应的文字。如果目次表只用中文著录，则应在文章篇名后标示该文章所用文种，并括上圆括号，如（英文）、（法文）等等。
4．5 目次页的版头应标示刊名、卷次（或年分）、期次。跨年编卷时，应在卷次后用圆括号注明该卷包括的时期。
4．6 向国外发行的期刊，应在正文前或正文后附上一种用国际通用语翻译的目次表（一般附英文目次表）。
5 期刊的文摘页
5．1 期刊应尽可能编印文摘页，文摘页可以附在每期期刊的正文前或正文后。印文摘页时正面印中文文摘，反面印英文文摘，其尺寸应与期刊其他部分的尺寸相同，并以一种便于阅读与复制的方式印刷。
5．2 文摘页的标头应标示刊名（黑体）、该期的出版日期、所用分类号和主题词来源。用缩写形式标示年月日时（在其他场合也同），应按ＧＢ2808—81《全数字式日期表示法》的要求标示，如1982年3月18日可以标示为1982—03—18。
5．3 文摘页分为若干文摘块，每块著录一篇文章的目录、著录项目和文摘，每块的尺寸应小到可以贴在通用的文献卡片上，通常宽不超过100毫米，高不超过60毫米。文摘页上著录文摘的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5．4 文摘块上对每篇文章的著录内容参见《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
5．5 在每一卷中，各期的文摘页应处于相同位置上，并印在与期刊的主要部分分离的页次上，不编入该期的连续页码。
5．6 文摘页用中文著录，可能时附上一种用国际通用语翻译的文摘块。
5．7 文摘页上的每篇文摘可在末尾标示其编写者姓名，如系文章作者自编文摘则标示“作者”二字。
5．8 当正文的每篇文章附有文摘或内容简介时，可以不再编印文摘页。该文摘或内容简介的大小尺寸应与文摘块相同，用小号字排，以能贴在通用的卡片上为宜。
6 期刊的正文部分
6．1 正文部分的每篇文章应在篇名下标示作者姓名、职称和作者所在单位（附城市名），但简讯、短评、补白等文章的作者可标示在文章末尾。
6．2 每篇文章应尽可能排印在连续页码上，避免分散跳页。确需跳页时，应在中断处注明“下转第×页”，在接续部分之前注明“上接第×页”，在可能情况下不要逆转。
6．3 分期连载的文章应在每期登载部分的篇名后加注连续次号，除最后一次外，每次登载部分的文末加注“待续”，最后一次的文末加注“续完”，每一后续部分应在文前注明已分期连载及其刊登地方。
6．4 当不编印文摘页时，每篇论文应附文摘或内容简介，并登载在作者与正文之间，可能时附上一种用国际通用语翻译的文摘或内容简介的译文。
6．5 每期正文部分应在每页上用阿拉拍数字编印连续页码。
6．6 正文部分应在每一页或隔页书眉上标示刊名、卷次（或年分）、期次，或把刊名与卷（年）、期次分别标在双、单页书眉上，以帮助区分该期刊。
6．7 译文应在标题后或文末注明译者姓名、翻译的方式（译、节译、摘译或编译）、原作者姓名、原文出处，如译成中文，应附原文。如译自期刊论文，应著录刊名、卷次（或年分）、期次和页码；如译自其他出版物，应著录版物名称、版次、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或者其他有关著录项目（如报告号、专利号等），必要时可注明原文文种。
6．8 如果译文是转译自另一种译文，应标示中间译文和原始出版物的出处。
7 期刊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
7．1 期刊论文中注释的次数要保持在最低限度，通常置于有关页面下方，并用横线与正文分开；译注也可附在译文末尾，并注明“译注”二字。
7．2 如果正文中用数字标记附在文末的参考文献，则用字母或专门参照符号来标记注释。
7．3 文章中参照符号应紧接在有关词或词组的后面，可印在上角或方括号里。
7．4 参考文献附于文末，其编排次序应与文章中参照的次序一致。
7．5 参考文献对于图书及其他单行本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
著者姓名，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书名应加书名号或用黑体标示，第一版可不标版次。
例：
邹国兴：《量子场论导论》，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外文参考文献著者名应把姓放在前，姓名的其余部分可用头字母缩写，书名用黑体或斜体标示。
例：
Ｅｓｄａｉｌｅ，Ａ．：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2ｎ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1932
7．6 参考文献对图书及其他单行本的某页或某部分的著录除按7．5条规定外，应增加所参考部分的页次或起止页或章书号。
中文例：
邹国兴：《量子场论导论》，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25页
外文例：
Ｅｓｄａｉｌｅ，Ａ．：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Ｂｉ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2ｎｄ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1932ＰＰ．178—196
7．7 参考文献对图书或其他单行本中一篇文稿的著录除按7．6条规定外，应在著者姓名后增加文稿篇名。
中文例：
邹国兴：衰变宽度或寿命，《量子场论导论》，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0—105页
外文例：
Ｒａｍｓｂｏｔｏｍ，ｊ．：Ｆｕｎｇｉ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ｔｏ ｍａｎ， Ｍｅｄ．Ｒｅ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ｒｒｅｒ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簦o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8．Ｌｏｎｄｏｎ， Ｈ．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1931， 11—70
7．8 参考文献对一种期刊或其他连续性出版物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
刊名，出版地，出版者创刊年及首卷号
注：用中文著录的刊名应加书名号或用黑体标示，用西文著录的刊名用
黑体或斜体标示。卷号应加圆括号，如已停刊，应在破折号后加注
停刊年及末卷号。
中文例：
《中华医学杂志》，北京，中华医学会1920（1）
外文例：
Ｈ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ｏｒｂ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1956（1）
7．9 参考文献对期刊或其他连续性出版物的某期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
刊名，出版地，出版者，所引述的卷期次或年月
中文例：
《中华医学杂志》，北京，中华医学会，第2卷，第3期
外文例：
Ｈ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ｏｒｂ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1958，Ｍａｒｃｈ
7．10 参考文献对期刊或其他连续性出版物中论文或文稿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
著者姓名：文稿或论文篇名，刊名，卷号（或年号），期次，出版年月，所援引部分或论文的起始页（或起止页）。
中文例：
陈翰林：复样条函数，《中国科学》，第10卷，第1期，第1—12页
外文例：
Ｇｏｄｆｒｅｙ．ＧＢ．：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ｕｂ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Ｅｎｇ．，37（4）ＡＰ’．59：126—135
7．11 年卷期页的表示可以采用简略形式，如1981年第10卷第3期第10—20页可以表示为：10（3）1981：10—20。
7．12 当作者引用一篇文章或一份文献而未查阅原文时，则在引证他所用资料来源的参考文献之前要加上“引自”二字。
例：
引自肖玉瑞：激光在治疗烧伤中的应用，《中华医学杂志》，第6卷，第1期，1981年1月，第50—51页
7．13 用中文著录的参考文献的各项目之间可用空格隔开或用逗号分开，通常在著者姓名之后用冒号。用西文著录的参考文献，各项目之间一定要用逗号分开，著者姓名后也可用冒号。
7．14 在文章中，一篇参考文献在同一打开的双跨页面上重复出现时，可以标示“同上”或“同第×项”。
8 附在期刊上的索引和总目次
8．1 建议每年（或卷）在最后一期编印年（或卷）累积索引，期次少的期刊可以编年（或卷）总目次。
8．2 索引和总目次通常编在期刊的末尾，不与正文一起编连续页码。其标头应明确标示完整刊名及索引或总目次包括的时间。
8．3 分类和主题索引对每篇文章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篇名，全部作者，期次，起始页（或起止页）
例：
激光在治疗烧伤中的应用，肖玉瑞，第1期，第50—51页
8．4 作者索引对每篇文章的著录项目及其次序是：
篇名，期次，起始页（或起止页）
例：
电磁衍射理论的数学基础，第1期，第1—8页
8．5 同时编印两种以上索引时，可以只著录主要索引，其他索引仅引见主要索引的序号。
8．6 期次与页次的著录可采取简略形式，如第1期，第50—51页，可标示为1：50—51
8．7 索引中各著录项目之间可用空格或用逗号分开。
8．8 总目次的编印方法类似分类索引，但不作详细分类，也可按每期目次先后排列。
9 期刊的增刊和特辑
9．1 期刊的增刊（或附刊）是指按出版周期出版的期次以外增加出版的印刷物，应在其封面上注明刊名和“增刊”（或“附刊”）字样：这种增刊（或附刊）如系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应在一卷（或年）之内编连续期次，并在封面上注明。连续性增刊（或附刊）最好以与原刊同样的规格出版。以便分开装钉或合并装钉。
9．2 期刊的特辑（或专辑）是指按一定专题编辑的论文集，它应编入该刊的卷（年）期次，并在封面上注明专题名称。
10 期刊的分刊与合并
10．1 一种期刊分成两种或多种期刊，而又不保留原刊名时，新期刊应重新编卷次（从卷1开始）；如果其中有一种保留原刊名，则该刊应延续原期刊的卷号。
10．2 几种期刊合并成一种期刊，而又不保留任何一个原刊名时，应视为一种新期刊，并重新编卷次（从卷1开始）；如果保留原刊名中的一个，则应延续原期刊的卷期次。
10．3 分刊或合并后的期刊，应在第一年内于每期封面上标示原刊名。
10．4 分刊、合并以及改变刊名或出版周期时，最好于变化前在期刊上登出预告。
11 期刊的封底（封四）
11．1 每期封底（封四）应在固定地方登载下列项目：
刊名
刊期
卷次（或年分）
期次
编辑者及其地址
出版者及其地址
印刷者
发行者
订购处
刊号（或期刊登记号）
全年定价和每期定价
出版年月（日）（每月不超过一期的可不标示日）
例：
物理学报（月刊）1981年第1期
编辑：中国物理学会（北京603信箱）
出版：科学出版社（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印刷：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邮电局
刊号：2—245（Ｍ52）
定价：全年12元，每期1．00元
1981年1月出版
11．2 至少在每年（或卷）第1期在封底（或目次页）上注明创刊年。
11．3 封底（封四）不编入期刊的连续页码。
11．4 关于期刊的密级或发行范围，若无要求则不标示。
附录Ａ 主要参考的国际标准（参考件）
Ａ．1 ＩＳＯ 8 文献工作一期刊的编排格式
Ａ．2 ＩＳＯ 18 期刊的目次表
Ａ．3 ＩＳＯ 5122 文献工作一连续性出版物中的文摘页
Ａ．4 ＩＳＯ 2384 文献工作一译文的编排格式
Ａ．5 ＩＳＯ 690 文献工作一题录一基本的和增补的著录项目
Ａ．6 ＩＳＯＲ 215 期刊论文编撰格式
Ａ．7 ＩＳＯ 999 文献工作一出版物的索引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庄义逊。
本标准委托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倪 学 伟
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2]。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7]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8]“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9]。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必严的内在要求。执法必严不是指执法严厉或严刑峻法，当然也不是法外开恩或法内施惠，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就依法怎么处理，即依法办事就是执法必严。有关法院对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处以极刑，不因他们位高权重而网开一面，这就是执法必严的典型。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即一强调执法必严就在法律规定范围之上加大处罚力度、法外施刑。实际上这不是执法必严，而是违法审判，属枉法裁判的范畴。
违法必究是指对一切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都须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法律、法规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结果。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如道德、宗教、族规、党纪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若有违反，就须予以强力校正。因此，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所有的法治建设工作都可能化为乌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已。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违法必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各种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既不心慈手软，也不心狠手辣；二是对法院司法时自身的违法行为，也须予以追究，不能对自身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将违法必究狭义地理解为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和追究，违法必究还包括了对违反民事法律、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的追究。譬如，《合同法》规定，合同行为应贯彻合同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即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有依约善意履行之义务，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另一方则有权通过法院追究违约方的责任。这种依合同追究违约方责任的做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或可称之为广义的违法必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后一种形式的违法必究将更为普遍，它将成为与追究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法院审判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