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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蜜蜂财务软件有限公司等与周某侵犯商业秘密及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749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渝高法民终字第105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的诉讼过程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应该通过申请不公开审理、做好质证程序中的保密工作，并监督法院判决书中的内容披露等方式，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不在诉讼过程中被“二次泄露”，并减少、防止对方当事人的恶意诉讼。

三、基本案情
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产品的开发、自销等。该公司成立后，一直从事深软公司研发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至2002年5月，已拥有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固定客户445家，并形成客户名单，该名单上载有“购买时间、购买单位名称、联系电话以及购买模块”等内容。
从1998年开始，被告周某、阳某、周乙三人相继进入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工作，从事软件推销和售后服务工作。在工作中，经常采用向客户出示客户名单来推销软件的方法。2002年5月，周某在退出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后与阳某、周乙入股设立佳勃软件公司，同样从事“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佳勃软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客户名单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基本相同，连名单上的购买时间、模块及单位排列顺序都基本相同。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佳勃软件公司、周某、杨某及周乙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法院以（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属商业秘密，四被告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该判决书附页列举了原告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
2005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深圳某银行与深软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将被执行人深软公司所有的“小蜜蜂”系列管理软件的著作权及“小蜜蜂”图形等的商标权以21万元的价格裁定归锐贝科技公司所有。
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系由周丙等四位股东于2005年6月合资成立，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服务等。2005年8月，该公司成为锐贝科技公司在重庆地区的总代理商，负责所授权区域内小蜜蜂财务管理软件的销售和服务。2005年7月至2005年10月间，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组织了员工郊游和两期小蜜蜂软件高级培训班。在其经营的网页上发布了前述信息，还上载了员工郊游照等照片。照片中均有被告周某。
2005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先后在《重庆日报》等报刊及其经营的网页上刊登《告小蜜蜂财务软件用户》，主要内容是旭朗科技公司为小蜜蜂软件在重庆地区唯一合法的分支机构，自2005年9月9日起，在重庆地区仅佳勃软件公司、西翔科技公司为其合法经销商，并声明小蜜蜂软件从未做过任何改版，也未授权以上单位之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经销小蜜蜂软件产品及进行售后服务。
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旭朗科技公司和周某的行为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重庆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的商业秘密，在报纸上赔礼道歉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
经查，重庆交通运业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富宛宾馆和汽车站的财务人员证实：从2001年起至今，该二单位均是在其上级单位重庆交通运业公司的统一安排下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最初均是深软公司生产）；期间的技术维护、升级等工作一直是被告周某在负责（被告周某留在汽车站的最新名片上的单位名称是被告旭朗科技公司）。重庆市游乐园管理局的财务人员证实：该单位从2001年起至今一直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2005年9月曾进行过软件升级），技术维护及升级是阳某在负责，相关费用向佳勃软件公司缴纳。
另据查明：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转而经销蜜蜂源软件公司生产的BEESOURCE蜜蜂源系列软件，并从2005年3月1日起成为该公司重庆地区总代理商。原告声称：BEESOURCE蜜蜂源系列软件系小蜜蜂系列财务软件的原创人员所开发，可对小蜜蜂系列财务软件进行升级；（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附页所列的445家客户中，目前至少有21家已成为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的客户。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在庭审中承认，该21家单位中有一部分是其客户，但未明示具体客户名称和数量。

四、法院审理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的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因为该名单不仅包含客户名称，还包含联系方式、购买时间、模块等内容，该名单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且不易从公开渠道获悉。因此，即使判决附页被公开，也只是客户名称的公开，并不导致整个客户名单内容的公开。而被告周某因工作关系知悉该客户名单的内容，在其离开原告后又代表旭朗科技公司为原告客户名单中的客户提供相同性质的服务，且又不能证明取得该客户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故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披露了原告的客户名单，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由于其从事上述行为是代表被告旭朗科技公司所进行的，故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周某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二人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
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旭朗科技公司均不服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过低；且认定被告在两家报纸及其网站上刊登《告小蜜蜂软件用户》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结论是错误的。旭朗科技公司的上诉理由则是：其与周某各自独立，不存在委托周某为富苑宾馆和汽车站进行技术维护及升级问题，从未从周某处获取过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上诉人有资格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广告宣传和培训属于正当合法经营；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从2004年6月起无权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也就不能再从其客户名单所载客户处获取经济利益，其“客户名单”对其已丧失经济价值，在客户方面根本不存在损失问题，且也无证据显示其有损失，故原审法院判令连带赔偿1万元是错误的。
针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旭朗科技公司的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涉案客户名单是否为商业秘密，不能单纯以（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由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上述判决后已（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其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客户名单已失去作为商业秘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同时，虽然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举证证明了其通过经销蜜蜂源财务软件能对自己以前销售的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并存在利益关系，但并不能证明自己经销的是小蜜蜂财务软件，并以此获利，而只能证明其经销的是蜜蜂源财务软件，非小蜜蜂财务软件。故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不能以蜜蜂源财务软件能对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且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客户名单原为其商业秘密为由，要求禁止现在具有小蜜蜂财务软件经销权的公司在其客户中进行小蜜蜂财务软件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
周某曾是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股东并参与了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在离开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后，又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佳勃软件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亦从事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周某并非旭朗科技公司的员工，其参与旭朗科技公司组织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培训，以旭朗科技公司的名义对原为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部分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进行售后服务工作，是因为周某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及客户较为熟悉，其间，周某有可能向旭朗科技公司披露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期间所形成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名单，但亦因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已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而使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因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而形成的客户名单不再具有商业秘密属性。因此，周某的行为未构成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名单的侵犯。
小蜜蜂财务软件是由原深软公司研发的一款专业财务软件，现该财务软件的权利属锐贝科技公司所有，旭朗科技公司是该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授权总代理商。蜜蜂源财务软件是晚于小蜜蜂财务软件而由蜜蜂源软件公司研发的一款专业财务软件，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是该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授权总代理商。小蜜蜂财务软件与蜜蜂源财务软件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公司独立研发的，其权利归属不同的主体，无论蜜蜂源财务软件与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具体研发人员是否同一，在技术上蜜蜂源财务软件是否能对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均不能相互限制其另一方权利的行使。旭朗科技公司在有权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前提下，组织客户培训，在网站、报刊上刊登《告小蜜蜂财务软件用户》的行为属正当的经营行为，其内容亦未针对重庆小蜜蜂财务软件有限公司及所经销的蜜蜂源财务软件，没有采取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损害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及所经销的蜜蜂源财务软件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此，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认为旭朗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涉案客户名单是否为商业秘密，不能单纯之前的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由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上述判决后已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故无权禁止现在有经销权的旭朗科技公司在原有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中进行销售和服务。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就旭朗科技公司和周某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均由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承担。

五、律师点评
本案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曾以佳勃软件公司、周某等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最终确认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属商业秘密，四被告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并在该判决书附页列举了原告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法院此举是否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予以公开？在商业秘密诉讼过程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又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二次泄露”呢？
首先，应申请法院对案件不公开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因此，为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被旁听的“别有用心”的人知晓，权利人可通过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防止商业秘密在诉讼过程中外泄。
其次，应防止商业秘密在质证过程中被对方当事人进一步知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知只有经过在法庭上公开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在公开质证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造成权利人商业秘密被进一步泄露的危险。虽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四十八条规定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质证的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且易被当事人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或委托技术鉴定的依据，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要求重审。故通常情况下，法院在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程序中一般不因案件性质而对应当进行的质证程序有所变通和缩减，记载商业秘密的载体仍应当当庭质证。此时，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就应要求在质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证据可以摘抄，但是不能复印，同时应当作出书面的保密承诺，以此保护好当事人各方利益，尽量减少“二次泄密”和恶意诉讼的发生。
最后，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对法院的判决书内容进行监督，防止法院不小心将其商业秘密信息在判决书中泄露出去。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不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但商业秘密的名称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在附件中列出或者界定受到侵犯的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和内容。但判决时，商业秘密已公开的除外。” 据此可知，法院无权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在判决书中列明，当事人一旦发现商业秘密的信息被法院在判决书中泄露，应立即向法院反应，以尽可能的减少泄露范围。
本案中，法院曾在判决书的附页中列举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但该列举只是客户名称的公开，作为对于权利人商业秘密具体范围和内容的界定，不导致整个客户名单内容的公开，并无不妥。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为了提高审判效能，规范民事调解文书的制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各种法律文书的样式，其中2003年12月19日制发的《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与普通程序民事案件相比简赅得当，既体现了法律文书制作的有关要义，又凸显了法律内涵的一致性，应不失为一部良好的范文样式。但通过反复的司法实践研究，笔者对该样式调解文书末尾生效部分的制作表叙颇有不严谨之惑。由此及彼，在此想借己拙见与大家探讨有关民事调解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部分的制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该文书样式中有关民事调解生效部分的表叙共有两款：一、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二、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从第一款来看，“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表叙似乎让人理解为调解生效的唯一要件就是当事人的合意，从而忽略了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另一要件，它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也是相悖的。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第一款的表叙也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利。第二款的内容实质是体现调解的司法合法性审查原则。该条款中“本院予以确认”的是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应问题，既然第一款已给调解协议下了“即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义，再次确认还有法律意义吗？文书样式这两款的表叙容易让人陷入“协议只要经过当事人合意即具生效，司法合法性审查条款只是画蛇添足之笔”的误区，这就使得如何表叙更为严谨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法律文书制作的科学性、逻辑性出发，在体现调解自愿、合法原则和尊重当事人有权反悔的前提下，在调解协议内容经人民法院主持达成的情形下，该调解文书生效部分制作的表叙可作如下完善：将第一款修改为“上述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捺印，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将第二款修改为“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表叙既充分体现了上述民事调解法律原则亦不会产生法律冲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民事调解书中有过“本调解书和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的表叙，其本意是体现人民法院就调解书的效力向当事人履行告知释明义务。而这样表叙就易让人产生如下误解：其它类别的法律文书是否有着与该两类法律文书不同的法律效应呢？同时，调解书只要符合自愿、合法原则经送达后便具有法律效力，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一概被赋予了同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何来不同等的法律效力？再者，判决书并非一送达便具有法律效力而调解书并不存在上诉的问题，故调解文书作这样表叙显然与我国的法理不符。虽然该表叙方式已废止，但从人民法院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来看，我认为法院应在调解文书中隐射出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告知的义务。原“本调解书和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制作表叙本意是赋予调解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这是该文书制作的亮点，但遗憾的是当今的调解文书却对此予以全盘否定。笔者认为对此应作扬弃处理，既然现在民事判决文书末尾增加了迟延履行的惩罚性条款和申请强制执行二年时效的告知性条款，为何不能在民事调解书末尾加上此类性质条款的表叙？实践当中，不乏有当事人因不了解强制执行的申请时效而让权利落空的现象发生。笔者认为在调解书末尾处加上强制执行告知及逾期惩罚性之类的条款并不是累赘之笔，而是彰显法律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和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