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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香港与内地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析广州中院首宗适用香港法判决的涉港借款担保案
汪秀兰　王天喜

案情与审判
　　原告美达多财务有限公司（下称美达多公司）与被告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瑞昌公司）、聚龙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均为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或香港公民。原告美达多公司与瑞昌公司于1996年11月22日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1.13亿港元贷款给瑞昌公司，利率为年息15％，期限24个月。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于1996年11月22日签署《不可撤销保证书》，并于同日以保证人身份出具《承诺书》。1997年1月31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补充契约协议》，由原告再次提供贷款1300万港元给瑞昌公司，该补充协议作为1996年11月22日签订的贷款协议书不可分割的部分，且亦在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的担保范围内。《贷款协议》、《补充贷款契约》、《承诺书》均表明受香港法律监督和解释。瑞昌公司分别于1996年11月25日、1997年1月31日将香港夏悫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46层物业作为上述共1.26亿港元借款的抵押，并在香港土地登记处登记。
　　原告提供了1.26亿港元的贷款后，被告未依约偿付本息给原告。1998年3月，原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起诉，要求四被告偿还贷款本息。诉讼期间原告与四被告达成和解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接纳该协议并于1998年4月发出《同意命令》，裁决由四被告按照和解协议中的《安排表》向原告偿付港币131,489,618.40元并支付港币本金1.26亿元由1998年3月19日起算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5％的年息计算，同时被告还应支付应付而未付利息金额的利息，以20％年利率计算。而被告未能依期还款，原告于1998年12月15日公开拍卖瑞昌公司用作抵押的物业，得价款6150万元。至1998年12月15日止，仍欠原告港币8729.2万元（其中本金港币7186.6万元）。后原告查得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在广州有多处房产和地产，遂以被告在内地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四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约定选择香港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故本案适用香港法律调整。原告为在香港注册并依法取得放债人资格的企业，其与被告瑞昌公司于1996年11月22日签订的《贷款协议》及1997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契约协议》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借贷的约定并不违反香港《放债人条例》有关放债业务的限制及过高利率之禁止，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已依约发放了贷款给借款人，瑞昌公司逾期未如数偿还贷款本息属违约，瑞昌公司应清偿尚欠原告的贷款并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为瑞昌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出具的《承诺书》及在《补充契约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承诺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现行香港法例无悖，担保应认定为有效，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应履行担保义务，对瑞昌公司欠原告的债务承担约定的连带清偿责任。虽然本案纠纷曾在香港地区诉讼，但因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尚无司法协定规定香港地区法院判决可在内地申请承认和执行，且本案当事人在有关贷款协议及承诺书中并未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原告在其权益仍未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向有可供执行财产地的内地法院起诉请求保护其合法权益，本院对本案具有司法管辖权，原告的请求应予支持。因本案合同当事人约定适用香港法律，根据《放债人条例》之规定以及香港现行的有关债之担保的法例，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及温美娟应依约对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依照香港《放债人条例》第23条、第2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87,292,073.19元（其中本金为71,866,151港元）及自1998年12月15日起至还清欠款日止的利息和罚息（以所欠本金按年息15％计息并加收20％的罚息）。二、被告聚龙集团有限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对瑞昌置业有限公司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享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香港与内地实行的是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属于同一主权国家的不同法域。当两个不同法域之间进行各种交往活动时，在法律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冲突，该冲突即区际法律冲突。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解决两个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亟等解决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上述案例从程序上和实体上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二是适用外域法律的困难。
关于司法管辖权
　　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为香港公司和香港居民，合同的签订、生效、履行地都在香港，香港法院有管辖权是无疑的。该案已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裁决，那么，当事人可否就同一事实再向内地法院起诉？广州中院是否有司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受理诉讼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权利和权限，它既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否得到及时保护，又涉及到司法主权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内地与香港都有审理涉及外国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审理区际案件的程序规则。因此在实践中，各地区应本着务实、实际有效的原则确定管辖权。我国现行法律对涉港澳台案件的管辖尚无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澳门虽然与内地属同一主权国家，但在程序和实体处理方面按涉外案件处理。在审理时，广州中院主要审查了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当事人是否约定选择香港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如果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院管辖，则排除了内地法院的管辖权。而本案当事人在有关贷款协议及承诺书中，只约定受香港法律的监督和解释，并未明确选择由香港法院管辖。在纠纷发生后，亦未以任何形式达成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故未排除内地法院管辖权。
　　其次，审查该案与内地法院尤其是广州中院有无联接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第二、三、四被告有财产在广州，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广州中院可依据“有可供财产执行地”的规定取得管辖权。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本案尽管与广州法院有联接点，但是否受理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未经香港法院审理，因为合同双方都是香港注册企业或公民，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香港，广州中院可能会依“不便管辖原则”放弃管辖权。但本案是因为债权人在香港诉讼后债权未得到充分实现才到广州中院起诉的，且目前内地与香港尚无司法协定调整两地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香港回归后与内地交往更加密切，如果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会形成一个法律漏洞，即债务人在香港发生债务后，在内地虽有财产但在香港却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恶意将财产转移到内地的，使债权人在香港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落空，不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向在内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法院起诉。综上所述，对该案的受理，是符合实事求是态度的，在法理和法律上都是有充分依据的，特别在目前香港与内地尚无司法协助协议而形成的法律真空状态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也符合国际司法惯例。
　　此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还涉及一个主从合同的管辖问题。主合同的债务人瑞昌公司在广州没有任何财产，即与广州没有任何联接点，仅是从合同即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在广州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种情况内地法院特别是本案涉及的广州中院能否受理？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本案主合同债务人在广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广州法院对主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而从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因此原告在广州中院提起诉讼无法律依据，广州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笔者认为，我国司法惯例是允许当事人在一案中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当原告选择在一案中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担保人时，人民法院可作一案一并处理。此外，从民诉法第243条来看，并未要求一案中所有的被告人都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只要部分被告人内地有可供扣押财产，该财产所在地法院既可取得该案的管辖权。当然，对该法条适用有不同解释，但在法无明文否定情形下，结合有关国际司法惯例及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下受理无疑是正确的。
　　因此，广州法院对该案行使了管辖权。
适用外域法律的困难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除了能够查证到香港《放债人条例》这一规范放债人资格及放债行为的香港法律可资依照和援引外，有关调整合同关系特别是担保关系的香港法律并无相应的成文法条。加上我国内地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长期的办案过程中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式，即采用三段论式逻辑推理，因为查不到具体的法条，对如何适用香港法产生疑虑。有人提出，当事人无法提供法律依据，法院在依法调取的情况下也无从可得，按照司法实践，可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院地法即内地的法律来判决。
　　根据解决司法冲突的一般原则，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地进行选择，或可能是外域法，或可能是内域法。我国在解决区际冲突中也适用这一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香港法律，因此香港法应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香港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法律都了解甚少，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是：1?香港的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衡平法、习惯法等，对我们了解香港法律制度造成一定困难。而两地语言文字的差异则给互相了解造成巨大的障碍。正如《“一国两制”法律问题面面观》提到的“英国的判例一般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这些判例香港经常要运用，要把这一百多年的判例都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要将26卷的成文法译成中文也是件艰巨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单由香港或单由内地翻译这些判例或成文法都是有困难的，因为香港方面虽然对英文和英国法律比较熟悉，但中文及中国法律的术语却不大精通；而内地在英文水平、香港法律及英国法律方面的了解上也有一定的问题。”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审判实践中，如果适用的外国法律属成文法，上述途径应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主要使用判例法的国家或地区，就存在相当的困难。本案中当事人仅提供了《放债人条例》及受原告美达多公司委托，具备香港特别行政区合法执业资格的香港律师行对本案有关担保人之责任事宜提供的《法律意见书》，该律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认可和委托的香港律师之一。
　　广州中院合议庭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处理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就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尤其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以“通过上列途径仍不能查明”为理由置当事人约定于不顾，适用内地法，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一句空话。根据担保这一世界上普遍而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共同原理，考虑到内地成文法传统与香港判例法为主要特征在适用法律技术上的差异，依照香港现行债之担保的法例及当事人的约定，判决担保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适用法律的技巧上无疑是成功的，作出的判决也是正确的。
一点体会和建议
　　本案是广州中院第一宗适用香港法判决的案件，在体现一国两制、尊重香港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方面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今后审理涉港澳台案件、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有较强的借鉴作用，也给其他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判例依据。笔者认为，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主要抓住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了一国两制原则。“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设计和方案，在法律领域，“一国两制”意味着今后香港的法制和内地的法制根本不同，而且这种法制各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至少50年不变。因此，在解决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冲突中，紧紧抓住“主权同一、法域各异”这一中心，充分尊重香港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将内地与香港的民商法处于平等的地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
　　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谓意思自治，在民法中指的是任何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缔结契约的自由。《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原则是世界各国在契约中通用的原则，也是解决契约冲突的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如果当事人明确对契约所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则应将他们所选择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若未对法律作出选择，但根据契约的条款应当能够推断出他们对法律适用的意思的话，应将契约中所默示的实际上适用于契约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若当事人既无明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又没有在契约中表现出默示的意图，则由法院将一个诚实理性的人在同等情况和条件下所可能选择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适用中也受到限制：如不得排斥强行法的适用（包括强制性法律和公共秩序保留）。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都明确规定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适用限制也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当事人选择接受香港法律的监督和解释，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故应适用香港法律处理纠纷。笔者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应当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实现的，是最合理的法律选择。如果允许法院通过裁量权排除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重新选择法律，一方面会使当事人意志受到法官个人意志以及法官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侵害，另一方面也会破坏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损害当事人利益。此外，司法实践中由于客观原因，对外域法的了解十分困难，如果我们因为适用外域法有困难而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裁定适用内域法，必然会使平等选择内、外法域的气氛难以在中国区际冲突调整活动中建立，以致法律冲突的后果被强化，而法官认为了解外域法无必要，法律的相互了解会更加缓慢和艰难。
　　从另一方面而言，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香港、澳门、台湾均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同一主权下的不同法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港澳台案件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再适用涉外程序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有损于国家主权原则，有关部门应尽快对涉港澳案件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二、由于我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尚无司法协助的规定，一宗业经香港法院判决的案件又需在内地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香港回归已经三年了，在审判实践中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但两法域间的区际司法协助一直未见有大的动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为解决目前的窘境，应尽快与香港开展区际司法协助活动。
　　（一）两地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1?一国两制原则。这是根本原则，其中“一国”原则是基础，它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强调两地间是区际司法协助而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有明显的不同；“两制”原则强调要充分尊重两地分别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要尊重两地社会制度和历史的差异性，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要明确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司法协助，而不是国际间的司法协助。2?协商互惠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是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且协助的内容应是相互对等的。3?诉讼经济原则。两地开展司法协助，要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两地司法协助的模式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内地的冲突既是资本主义法域与社会主义法域的冲突，又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冲突，因此，不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在港澳及内地都统一适用的的区际司法协助法。笔者认为，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法院签订实施，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分别是内地和香港的最高审判机关，二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可由该两个法院协商有关事宜，并最终签订有关协议。
　　(三)两地司法协助的范围和内容
　　笔者认为，两地进行司法协助应包括以下内容：司法管辖权的确定；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1?关于司法管辖权。
　　根据两地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惯例，笔者认为，在司法管辖方面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尊重两地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2)尊重当事人在协议中的约定管辖。
　　(3)当事人无约定管辖时，按被告住所地原则划分管辖权，但对合同纠纷、保险案件等允许例外。
　　(4)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就同一案件，一方正确行使了管辖权，且作出公正、公平、合理的判决，另一方不再受理此案，可以在该地申请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方式解决。
　　2?文书送达。
　　198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曾就相互委托送达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文书达成七条协议，包括送达文书范围、方式等，并在实践中得以实施。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终止地方法院与国外地方法院司法部门司法协助协议的通知》，提出司法协助关系到国家的司法主权，地方法院无权与国外签订司法协助协议。现在，香港已回归，与香港签订司法协助是同一主权国家内的行为，不涉及侵害国家主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文书送达方面可参照该七条协议的规定办理。
　　3?调查取证。
　　在调查取证方面，司法部曾先后三次共委托49位香港律师办理香港当事人来内地处理民事和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公证，包括对在香港的当事人或在香港发生的事实和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协助了内地法院的调查取证，但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两地间在调查取证方面可进行以下协作：
　　(1)香港特区和内地的司法机关，可以相互委托，代为调查取证。途径：由内地各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直接联系。
　　(2)两地可协助及同意对方司法人员到其境内直接取证，但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如不得违反取证地的法律，应通知取证地的法院在场等。
　　（四）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涉及到不同制度的法域司法权的承认和尊重等实质性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协助显得毫无意义。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总的原则是对对方法院的判决给予充分的尊重，可对该判决进行审查，但只是审查其形式，如是否违反管辖的有关规定等，对实体方面不予审查。对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的，应予以限制。
　　对于承认法院判决和执行的程序，可参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执行。
　　
当前我局执法存在的问题、原因与思考

文成县公安局 徐松灿

在各级公安机关在开展端正执法思想，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等思想教育以来，特别是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活动以后，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日趋规范，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执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上级的要求仍然有一定的距离，2006年度我市十一个县市区十二个执法单位在全省执法质量考评中执法优秀单位只有五个，其余均是合格，其中我局在市局排名末位，全省倒数第二，因存在较多的执法问题，被省厅列为四个重点执法整改单位之一。怎样理性地看待我局的执法现状，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发生问题的根源，探究改革、完善和加强执法工作措施，提高执法质量，是每个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应当重视、深入思考、急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结合2006年度省市执法质量考评的情况和我局的实际，就我局执法质量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我局执法办案存在的问题：
从上级公安机关对我局的执法质量考评的扣分情形来分析，目前我局在整体执法活动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执法不作为和乱作为，不认真履行职责：
一是部分民警在办理案件时弄虚作假，伪造当事人签名的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处罚决定送达受害人和刑事案件《接受案件回执》受害人签名问题上，为了贪图省事，模仿当事人签名。（今年省厅检查单是这项就扣了3分，占案件扣分的一半）如：大学所办理的“方有华盗窃案件”办案人员没有给受害人送达《接受案件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了应付案件评判，自己临摹了受害人的签名；玉壶所办理的“林加钵诈骗案件”中，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尽管办案人员称是在受害人不在家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叫其兄弟代签的，但没有注明是其兄弟所写，难道人家不会怀疑是民警所写吗？为什么不采取其他送达方式？以上情况均反映了我们办案人员执法不严肃、责任心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打假、保护人权是省厅近几年考评的重点。
二是部分单位立案、采取强制措施不及时等不作为情况仍然存在，有的办案单位立案不及时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受害人的案件，嫌疑人未到案，就不立案，对一些犯罪事实轻微、嫌疑人投案自首的案件，认为反正是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即使案件事实清楚了也不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致使有的嫌疑人逃跑，有的案件一拖再拖，造成一些证据也无法取到，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受害人信访、上告，甚至被检察院立案监督。如省厅检查中，森林警察大队办理的“蔡世抄失火案”中，嫌疑人到案后，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了，因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致使嫌疑人逃跑；黄坦所办理的“张根差拐卖妇女案”2001年立案，三个嫌疑人的名字和事实都清楚，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没有采取积极的追捕措施，2006年才进行传唤，5年了，怎么解释啊，最后还因为时间长记不起当时的事实，其中一个被检察院事实不清不捕。执法不作为，是造成当事人信访上访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是调查取证不及时不到位等不作为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伤害案件没有勘察现场或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的情况较为普遍。伤害案件虽然需要伤势鉴定后才能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而且轻伤案件还可以调解，但办案程序明确规定在没有确定伤势的情况下，先以行政案件受案调查。可我们有些单位却不调查取证，更多的是等待，等待鉴定，等待和解。但是案件往往不会以我们的意志转移，一旦案件无法调解，要进入诉讼程序，再去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的话，往往已经太迟了，有的证据已经灭失无法弥补，特别是现场勘查。伤害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有现场勘查的必要。办案人员不能以现场没有勘查的必要来作为不勘查现场的理由，因为伤害案件的现场勘查是进一步弄清案件事实的一个有力的证据，现实上往往由于我们的办案人员没有勘查伤害案件现场的常识或者不及时勘查现场，导致这个有力的证据灭失，从而使一些伤害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嫌疑人得不到惩处，受害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如：周壤所办理的“胡允坦故意伤害案件”，未制作现场堪查笔录，虽然拍了照片却未固定现场照相，造成来源不清，案件的事实不清，嫌疑人得不到打击；因此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四是轻易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不保障聘请律师的权利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制作笔录时不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提出办案人员回避、聘请律师等权利，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被嫌疑人律师钻了空子。
五是制作笔录不仔细，粗心大意，如缺少讯问人签名、笔录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错误，文书制作错误等等，导致一些证据无效，行政案件复议被撤消，诉讼败诉等严重后果。如：玉壶派出所的一个殴打他人案件，办案人员因不小心把发案时间12日写成13日，送达的时候把受送达人写成代收人的名字，导致送达无效，当事人与公安机关整整打了两年多的行政官司，虽然最后胜诉了，可是我们化了很大的精力和办案成本。
六是因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导致嫌疑人脱逃的事故还时有发生。如：2006年，刑大和派出所在嫌疑人交接时因没有落实好责任，导致一个强奸嫌疑人逃跑；刑大一办案人员在送一个已经执行刑拘的嫌疑人去看守所的路上被逃跑了；看守所民警在将一个在押的嫌疑人送医院就医时，因看守民警责任心不强，致使嫌疑人脱逃。
（二）基本办案技能掌握不熟练，违反程序办案
一是检查笔录、扣押文书、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06年因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名的问题，被检察机关发违法纠正通知的就有3个案件。二是在办案中对一些涉案物品不及时扣押，伤害案件中不及时扣押凶器，特别是一些棍棒、石头等普通工具，没有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没有固定也没有扣押，赌博案件不扣押赌具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不但违反办案程序，有的还直接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伤害他人的工具和睹具本来就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四是部分民警对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掌握不熟练，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平台进行办案，特别是侦查能力和信息的利用能力不强。对达防控系统的办案流程不熟练，没有达到提高办案效率目的，从而造成一些案件时间不够，程序粗糙，不是漏了这就是忘了那，最终导致案件发生执法过错。省厅在对我局执法平台考核中，就反映了我们的民警计算机操作不熟练，文字输入速度还不够快、对案件的分析不到位、审核审批不到位等问题，从中反映出我们的办案人员计算机操作能力还跟不上工作需要。
（三）检察院监督、建议的情况较多。
根据统计，去年检察院对我局在立案方面、侦查、使用强制措施、起诉等方面的监督共有24件。其中立案监督2件，执法建议18件，违法纠正通知书2件。监督越多，说明我们的刑事执法还存在很多问题。虽然有的建议是检察机关为了完成监督任务而夸大其词，有的是纯属对法律认识的问题，但不管是那方面的问题，都说明了我们的办案还有漏洞，质量还不高，否则我们都做到依法办案、规范执法的话，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被其监督了。
二、我局执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存在，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因素，不管是那方面因素，都直接影响了我局的执法质量，究其根源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一）、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观念落后
一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局部分民警公正执法意识不强，执法随意性大，仍然存在以管人者自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意识比较模糊，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只要案件破了，嫌疑人抓住交代了，案件移送检察院了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办案拖拉，立案、结案不及时，有的立案后不进行及时调查取证，也不及时对嫌疑人采取措施，造成案件不能及时处理，致使当事人信访上告，最终出现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二是认识不统一、不到位，没有大法制理念。有的人认为执法质量好坏是法制部门一家的事，跟自己无关，甚至有的领导对这个问题也产生片面的认识，把法制工作当成是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到公安法制工作是公安机关的生命线，是公安工作的核心、基石。是全局性的工作，需要依靠公安机关各部门和各警种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因此要树立大法制观念，牢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抓队伍，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促工作。提高执法质量领导重视是关键，领特别是一把手、领导班子的重视，是搞好执法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执法质量的源泉。否则就无从谈起。
（二）、职能部门审核不认真、把关不严
从执法质量考评阅卷的情况来看，一是案件审核人员审查材料不认真，不仔细，一些案件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完全无法补救改正的问题，如检察院一些违法纠正通知书中提出的笔录单人签名、起止时间、办案人员的签名以及在上面提到的等等一些问题，如果办案人、办案单位领导、法制和职能部门审核人员在审核案件时认真一些，仔细一点的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在案件处理之前，就不会被检察院监督和考核时扣分。二是审核人员未充分行使个案评判的职权，或者碍于面子对一些该扣的分没有扣，纵恿了办案人员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三是办案人员对审核人员提出的指导意见，听之任之，有的不屑一顾，置之不理，有的甚至为了应付评判弄虚作假。因此使本来就质量不高的案件更难圆其说。
法制、办案单位审核部门的严格把关是提高执法质量的催化剂。监督部门没有充分行使职责，把关不严监督不力，对一些该追究的执法过错没有追究警戒作用不大，致使同样问题重复出现，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出现的根源，是案件质量不能提升的另一个原因。
（三）、办案机制不合理，弊大于利
目前，我局办理案件的机制与兄弟县市区的机制有所不同，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设置不合理。刑拘、逮捕审核由法制把关，移诉出口又涉及法制、刑侦和治安三个部门。既不是上级要求的侦审合一机制，又不具有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预审职能机制，不伦不类。侦审合一机制有要求全面提高办案人员办案水平的优点，但更多的是弊端。而我们不左不右的刑事办案机制更是弊大于利。一是我们的整体办案素质未能全面提高，办案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水平跟不上，单兵作战能力差，未能适应案件一办到底的需要；二是我们警力紧张，往往案件一个没有办好，另一个已经接手，办案人员精力不足，对案件只能草草了事；三是多部门的审核缺乏统一尺度和统一把关，多头出口，多头协调，与检察部门难以沟通；四是法制的起诉前审核不充分，更多的是对程序上的把关，就案论事，忽视了刑事案件预审的职能，更深层次的审核，大大削弱了另案处理、深挖余罪方面能力。六是刑侦、治安两相当预审的职能部门不能履行监督指导职责。我局把连接办案单位和预审单位的桥梁既逮捕的审核设在了法制部门，致使预审职能部门对报捕的办案单位缺乏沟通、指导、协调和监督能力。这些弊病在近几年机制运行的过程中已经日趋明显。公安机关的预审部门应当具备办案职能和监督指导职能，预审工作是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最终环节，是避免出现问题的最后屏障。我们的机制弊端就是没有充分地利用这最后的屏障。实践证明我们的办理刑事案件机制已经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
同时行政案件办案机制改革进度不快，单轨制没有全面推广，没有真正调动派出所领导办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这无疑又是一大机制上的弊端。行政案件单轨制就是把行政案件的审批权在实质上前移到派出所领导这一级，法制和县局领导仅在网上流程和形式上进行审核和审批。而我局对行政案件还是实行老的一套审核审批流程，网上的流程仅是办案单位制作文书的一个过程，办案单位对案件的处理还习惯依赖听从法制审核的意见和按照领导的指示办，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处理的余地和必要性，致使办案单位领导没有责任感，依赖法制部门的思想严重。我局每年有六百多件行政案件，送法制部门评判的案件有98%是有问题的，有的单位一年没有一件案件是没有扣分的。是我们的办案人员没有水平？不是，而是我们的办案人员和办案单位没有动力主动去把这些案件做成精品，是应付，是侥幸过关的心理。很多人认为只要法制审核人同意就过关了，对法制部门产生极强的依赖性，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这么多办案部门本来就没有决心做成精品的产品，仅靠法制部门几个人去审核把关，质量能高得起来吗？假如法制审核人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那结果会是怎样？再说案件到了法制部门审核把关，在程序上已经是滞后了，一些问题即使发现了，也是无济于事了。弄不好就是弄虚作假。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办案单位的中层领导都变成法制的审核人员呢？为什么不把法制审核的关口前移到办案单位？权力和责任是个对等关系，拥有权力就应承担责任，实际上行政案件单轨制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况且各地行政案件单轨制的实施的结果已经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
办案机制的合理是提高办案质量的动力，合理的办案机制将起到事半功倍效果。因此，优化刑事办案机制和推广行政案件的单轨制实施是我局刻不容缓的工作。
（四）、制度不落实，责任不明
为了规范办案，提高办案质量，我局制订了许多的执法制度，如：有关办案时限制度、案件评判制度、案件审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办案奖励制度、执法单位质量考核制度等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制度都未能很好地落实，特别是对办案单位的考评制度、中层领导办案制度，尽管法制部门努力去落实，但最后并未动真格，考评结果好坏都一样。于是办案单位领导没有责任和压力了，案件质量的好坏也无所谓了。制度很严厉，实际没有威力。因此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懵过法制的审核人员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案件的质量如何对他无关。每次执法考评时，很少有单位领导关心自己的单位成绩的好坏，排名先后没有关系，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执法质量考评对执法单位的影响力度。
执法监督制度的落实，是提高执法质量的保障，直接关系到执法活动的成败。
（五）作风不扎实，思想松懈，业务不精
一是公安体制的不健全，奖罚不分明，使部分民警产生了一种偏激的思想，惧怕办案，失去上进心，大家挖空心思进没有执法办案的部门，不愿呆在一线单位，执法办案缺乏责任心。二是由于少数基层领导不重视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导致民警思想松懈，作风不扎实，对一些应当送达的文书特别是受害人的文书没有送达，对审核人员提出的问题不重视纠正，甚至置之不理，检查时弄虚作假，糊弄过关。办案拖拉对一些案件一拖再拖，造成当事人信访上访。三是近几年来我局队伍出现“两多一少”的现象，外调人员多，新民警多，执法队伍经验少，新民警分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基层单位未能形成以老带新、师徒制度，新民警无法从老民警身上获得经验，执法水平提高不快；四是近几年来国家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出台的法律法规多，新的办案程序变化大，特别是行政办案方面，花样翻新多，变得快，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老民警难适应，新民警适应能力不强，有的民警说，只要一个月不办案一些程序就变了。五是社会治安日益复杂，警力不足，很多民警没有时间很好地学习，及时更新知识。六是培训机会少及培训机制不健全致使部分民警业务知识无法更新，业务水平不能得以提高。从而导致一些简单的问题周而复始地发生，今年杜绝了，明年又发生。
由于执法队伍管理不到位，缺乏激励机制，办案民警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得以发挥，从根本上影响办案的积极性，直接阻碍了案件质量的上升。因此执法队伍的素质是提高执法质量的基础，是公安执法活动是基石。队伍的素质如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执法质量的提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提高我局执法质量的思考
以上存在的执法问题和问题形成的原因，说明了我局执法质量不高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我局执法队伍素质、执法理念和执法机制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必要性。要彻底改变我局执法质量落后的面貌，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领导，增强领导法制意识
执法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执法的好坏反映出公安队伍素质高低，抓法制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班子抓工作和队伍的结合点，因此局党委要把公安法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是要落实执法工作一把手工程，执法单位一把手领导对执法工作负总责，实行一票否决制度。二是要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制度，积极推进局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培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三是要把法制观念、法律专业知识和执法能力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四要不断提升副职以上科所队长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执法能力，打造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领导队伍。五要建立和完善副职以上科所队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庭审旁听制度，完善县局行政首长行政案件出庭应诉制度；六要规范副职以上以上科所队长领导干部主办案件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执法档案，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加强自身法律素养的提高，成为依法办事、公正执法的表率。
（二）完善机制，优化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配置
1、统一刑事案件出口，完善刑事办案流程
一是理顺县局刑事执法机构设置，完善预审职能，设立统一预审机构，统一刑事案件出口。完善预审部门对刑事执法的监督机制，成立法制监督和预审监督统一的执法监督大队，完善统一执法监督机制；二是配齐配强执法监督大队班子和人员，提高法制监督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把法制监督队伍做强做大；三是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减少、避免检察监督部门的监督。
2、实施行政案件单轨制，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一是合理调配派出所警力，合理配置办案单位兼职法制员和办案骨干，进一步增强办案单位的责任感和责任心，全面实行行政案件单轨制；二是要严格网上审核、审批的流程和制度。加强法制部门对行政案件的审核审批监督职能；三要推行主办民警、审批领导和县局领导出庭应诉制度，落实完善其他民警旁听制度；四是法制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法院行政庭、县府法制办、上级复议机关的沟通和联系。
3、完善办案激励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一是通过《民警执法档案》系统运行，健全和完善个案质量评判机制；二是狠抓办案质量网上公示点评制度，完善每月案件质量评比、通报、分析制度，实行每月定期评比相对较差案件和对办案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执法评判记分制度；对办案单位发生执法问题及时下发《执法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把单位的执法问题与办案单位的主要领导进行挂钩，追究连带责任。三是不断完善案件的主办人制度、中层领导案件审核责任制，主办人奖励制度，做到责任明确，奖惩分明。四是全面推行民警执法岗位资格认证制度，要求新警上岗、民警换岗都必须事先取得岗位执法资格，应当取得而未取得的，不得直接从事执法活动。五是加强纪委督察部门对执法过错倒查力度，建议对发生检察监督案件、法院、复议部门撤销案件、执法过错案件和处罚执行情况，例入纪委督察部门倒查的范围。六是强化执法质量考评工作，增强各执法单位的自我监督能力，确定执法单位一把手为本单位执法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执法监督责任。七是完善另案处理对象报备制度及案件跟踪、讲评制度。
（三）强化法律培训，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执法业务的学习培训是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要提高民警的执法能力，首先要提高民警掌握法律和应用法律的水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法制部门要落实责任，民警分片联系执法单位，进行执法指导工作，狠抓执法基础建设，明确时间定期到各执法单位解决执法疑难问题。二是配合政治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对各执法民警的业务培训和执法能力的提高。比如：①定期举办小规模的执法知识培训班或执法座谈会；②定期召开法制员例会；③继续推行民警到法制部门跟班作业的培训方式，完善跟班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考核机制；④举办法律专家大型业务讲座活动；⑤举办执法水平落后民警培训班，每半年对发生执法过错的民警进行集中培训学习。三是实行新警集中实习半年再分配制度，新警实习实行师徒制，集中案件高发单位，进行一带一或者一带二的师徒学习制度，并组织对新警的必要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再分配到执法单位工作，不合格的延长转正时间半年或者一年。
（四）健全执法保障体系，强化法制服务。